【惟工解密】昨日（1月1日）是2017年新開始，也是新一屆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委員正式上任的日子。今屆5名藉選舉產生的勞方委員當中，除了奪取近九成選票成為票王的工聯會代表，還有跟反佔中活動沾上關係的紀律部隊工會代表，以至日薄西山會員人數多年下跌的右派工會代表。這些委員到底怎樣選出來，在全港逾300萬僱員裡是否具備充足代表性？多數打工仔對此卻甚為冷淡，彷彿早已心死。但另一邊廂，不少關乎打工仔切身權益的問題都必須先由勞顧會經手，包括2015年實施的男士侍產假放幾多天，職業病賠價金額加幾多，以至今年農曆新年年初二撞正星期日之後到年初四會不會有補假放，諸如此類，極其實際。
為何實際權益會被改造成無比離地？惟工新聞剖析勞顧會產生僱員代表的奇特選舉制度，結論是：假如立法會選舉採用「勞顧會模式」，地區直選35席或許將全部落入「非建制派」囊中，而且不會再存在任何「鎅票」爭議引發內鬨。
天下太平，點會咁易？
三方協商機制 1950年香港「民主化」先鋒
2016年11月12日，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在美孚社區會堂舉行。票站外場面冷清，沿路不見有候選人的拉票活動，票站內的保安、記者和勞工處職員約有40人，人數比留下來看點票的工會代表更多。看似冷清的背後，卻是異常熾熱的投票率，票站開始運作後僅兩小時，累積投票率已達54.3%，逼近2016年立法會選舉票站開放足足15小時後的58.3%總投票率。
一切平順得彷如內定。事實上選舉的小圈子味道頗濃，只有388個工會投票，佔職工會登記局名單上僱員工會總數的47%，代表性不無疑問。會員人數達14萬的職工盟就表明杯葛勞顧會選舉，到場示威斥選舉遭到壟斷。
這場備受質疑的選舉，卻曾經是香港的「民主先鋒」。港英時代廣泛推行「行政汲納政治」，政府成立多個諮詢架構並委任社會精英為其成員，這種手法沿用至回歸之後，連對民生有重大影響的公營機構如房委會和市建局的委員和董事都分別由行政長官委任。不過勞顧會卻是罕見的例外，它的勞方委員並非全數由政府直接欽點安插，不少都由工會投票選出，而且早在1950年已經發生，比1982年才開始的區議會選舉早了32年。
勞顧會成員歷年變遷
政府會在勞工事務方面較早推動形式上的「民主化」，戰前活躍的香港工人運動固然構成一定壓力，國際因素也發揮了影響。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電話訪問時表示，勞顧會原則上是政府、商界、工人的「三方協商機制」，1976年國際勞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通過國際勞工公約《三方協商（國際勞工標準）公約》（第144號），勞顧會亦有跟隨。《三方協商公約》第三條訂明僱員代表須由他們的代表工會自由地選出，政府自1977年增加勞顧會內經選舉產生的勞方委員，八十年代起亦逐步減少政府直接委任的成員數目。目前勞顧會12名委員由僱主代表和僱員代表各佔一半，6名僱員代表裡只有1名由政府直接委任。
諮詢架構當劏箭牌 拖累最低工資與侍產假立法
選來選去，到底勞顧會對打工仔有甚麼用？根據勞工處官方資料，勞顧會是就一般勞工事務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因此無論是推出三天侍產假，抑或是為與星期日重疊的農曆新年假期設置補假，政府將這些法例修訂提交立法會討論前都會先取得勞顧會的共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也恰恰在於強調「共識」。經歷1998年金融風暴和2003年SARS之後，香港基層工人低薪情況極其嚴峻，清潔工人時薪低至十幾元甚至幾元的例子並不罕見，但政府以「勞顧會沒有共識」為由再三拖延最低工資立法，卻拋出不具約束力的「工資保障運動」推搪，結果《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要拖到2010年才在立法會通過，打工仔白白多捱幾年。
這筆帳蒙兆達可沒有忘記：「勞顧會有咩角色，視乎政府點用佢，不過依家政府係輸打贏要。」他指政府將勞顧會當作擋箭牌，拒絕勞工訴求，當勞顧會意見不合政府心意時就不聽，合心水時則揚言「勞顧會已有共識你們民選議員別碰」去卸開立法會議員的施壓。
亞洲家務工工會組織幹事鄧建華亦同意「擋箭牌論」，批評政府利用勞顧會三方平台上常見的勞資矛盾，有利勞工的法案難獲資方讓步而達成「共識」，於是只要一日沒有「共識」，政府都可以繼續以此為藉口逃避立法。他侍產假立法為例，—方面個別勞方委員提出五天侍產假卻遭資方委員反對，結果勞顧會產生的「共識」只能是三天侍產假；另一方面，到法䅁提交立法會審議，當議員嘗試提出修正案改善保障，政府則恐嚇議員，表示假如議員通過修正案改「三」為「五」，政府將收回議案，發還勞顧會討論，使侍產假遙遙無期。
這種美其名為「諮詢式民主」的彈弓手，以及假借諮詢架構壓制議會的行徑，說明了勞顧會作為政府諮詢組織的命運。它畢竟不是房委會或市建局，沒有實權，現時對民生的作用有限。退一百步說，即使勞顧會有實權，當僱主代表和僱員代表被設定為各佔一半委員數目，縱使有選舉也未必稱得上令人滿意的「民主」——統計處數字顯示2015年香港有344萬名僱員，卻只有11萬名僱主，一比一的代表比例是否能反映社會民意，惹人懷疑。
雨傘運動期間，《紐約時報》報導特首梁振英稱香港政制必須避免爭取普遍民意支持，施政不可向月入低於14,000元的市民傾斜。箇中道理或許是一致的。
工會票 選擇性宣傳 層層篩走打工仔民意
有得選不代表有民主。勞顧會的特殊選舉制度，讓全港344萬名僱員大部份都無法選出自己的心水勞方代表。
別的不說，首先你很可能連投票也辦不到。在勞顧會的僱員代表選舉，有權投票的不是僱員本人，而是有出現在職工會登記局名冊、同時又有申請登記為選舉單位的工會。「一工會一票」的模式，洗走了過半數打工仔，皆因香港人的職工會參與率只有四分之一，344萬僱員當中惟有不足87萬人是工會會員。其餘的人沒有工會會籍，連找一個可代表自己去投票的工會也找不到。
就算香港人突然階級意識覺醒紛紛加入工會，也難保工會投票時符合會員意向。假如工會運作不民主，決策不透明，工會領䄂到場投了甚麼票，普通會員未必知道。
更嚴重的是連工會領袖也不一定知道應該怎麼投票，候選人的政綱往往極其隱秘。去年11月1的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共有8個候選人競逐，鄧建華表示亞洲家務工工會沒有收過任何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宣傳品，遑論政綱。教育界龍頭工會教協情況亦大同小異，教協組織部主任田方澤表示儘管他們有向勞工處登記為選舉單位，在勞顧會選舉具有投票權，但大部份候選人的選舉宣傳品都沒有寄過去教協。
亞洲家務工工會和教協都是職工盟屬會，杯葛他們認為不合理的勞顧會選舉，但參與杯葛並非工會收不到候選人資料的原因。香港輔助教研人員工會去年6月才成立，以大專院校教學助理和研究助理為主要會員，現時不屬於職工盟、工聯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工團）當中任何一個陣營，雖已向勞工處登記為選舉單位，可是過半數候選人依然沒有郵寄政綱過去。工會理事楊先生表示只收過其中3名候選人的宣傳品，郵戳顯示其中2名更分別在投票日前三天和四天前寄出，時間非常倉促，不利會內集體討論投票決策。
想取得勝利並不需要透過廣泛宣傳向選民拉票，這種怪現象源於勞顧會選舉的「全票制」。
全票制助長壟斷選舉 工聯會主導大局
全票制是甚麼？在全票制底下，每一名選民都可以投下與席位相等的票數，而不是只可投一票。以勞顧會選舉的情況而言，經選舉產生的僱員代表席位有5個，意即每個選民手上都有5票（但不可以重覆投給同一個候選人）。換言之，只要佔主流支持的陣營其候選人數目不多於席位總數，基本上不需要擔心會出現「鎅票」分薄票源的可能，氣氛和諧。相對的，佔少數支持的陣營無論派出幾多人參選，只要對手的候選人數目不少於席位總數，自己就等同被完全封殺，勝算接近零，不如乾脆退出。
多數派壟斷全部席位是全票制的常見結果。假設上次立法會選舉的地區直選由比例代表制改為以全票制進行，因非建制派總得票多於建制派，若把全香港當成單一選區計算，非建制派也許將全取35個直選議席，建制派則得不到任何議席，食白果。
政府當然不願意在立法會選舉目睹這副光景，不過勞顧會選舉是另一個世界。由於投票以工會而非以僱員個人為單位，親北京而又坐擁大量屬會的工聯會就有明顯優勢。《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指截至2015年工聯會共有189個跟它有聯繫的僱員工會，數目之多冠絕所有工會聯合組織，位列第二、第三、第四的勞聯、職工盟和工團加起來也及不上。
屬會越多越有把握壟斷選舉，既然有把握壟斷就不太需要到處宣傳拉票。反過來說，選舉宣傳越高調其實越不利強者壟斷選舉。儘管工聯會屬會數目眾多，2015年香港共有444個僱員工會不屬於四大工會聯合組織陣營，遠超工聯會。若這批無所屬的工會大量介入勞顧會投票，有機會改變選舉結果。2016年勞顧會選舉，逾800個工會裡只有388個有投票，參與率甚低，當中很多工會甚至未曾登記為選舉單位。多隻香爐多隻鬼，以低調選舉維持這種低度參與，強者更易「順利過渡」。
全票制助長工會數目較多的陣營壟斷選舉，少數派寧可杯葛選舉也不陪跑。會員人數逾9萬的教協人雖多但還是只得一票，田方澤指全票制不能代表工人，教協歷年都杯葛勞顧會選舉。鄧建華亦表示既然制度上不可能選到，就不必藉著投票去給予選舉的合法性。街工勞工幹事譚亮英直言這種點算屬會數目的遊戲規則無得玩：「一計數就輸梗，除非你工會數目多過佢。明知輸梗就唔會同佢爭啦。」
右派工會衰落仍奪勞顧會席位 疑「國共合作」灌票
靠點算工會數目的選舉制度衍生了不少怪現象。去投票的工會有多少是實際上近乎停止活動的「殭屍工會」，外間難以查證。譚亮英分析，職工會登記局不會嚴格追查名冊上的工會是否不運作，官方會員人數也不可完全當真：「勞工處每年寄張form俾工會填會員人數，填幾多，無從核實。水分可以好大。」他又以企業工會和行業工會為例，原則上工人一旦離開該企業或行業就不應該保留工會會員身份，不過事實卻可能不一樣。例如某些工會設置永久會員資格，會員退休後仍是工會會員，即使工會老化失去在工運裡的作用，卻依然保住在勞顧會的一票。
親國民黨的工團就是工會老化的例子。屬於右派工會系統的工團半個世紀前在香港叱吒風雲，但如今在職工會登記局名冊上只剩7,000名會員左右，聯繫工會僅餘27個，其中4個更是不到十人的蚊型工會，可謂日薄西山。然而理應勢弱的工團代表王少嫺卻在勞顧會選舉裡獲得不成比例的265票，順利當選，背後無疑得到陣營以外的勢力灌票支持。蒙兆達推測工聯會與勞聯、工團在選舉裡組成派別聯盟，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亦持相近看法。梁寶龍質疑工團在香港已經沒落，假如王少嫺當選是工聯會控制下的選舉結果，工團對工聯會這個昔日死對頭的價值何在就值得深思，說不定是用來打擊職工盟的一著棋。
若說今次勞顧會選舉有惹人注目之處，就是工運老將梁籌庭落馬，喪失僱員代表席位。梁籌庭是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他的落敗象徵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不再在勞顧會代表公務員聲音，這個角色由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取代，梁寶龍認為後者的親中表現得到奬賞，絶大部份公務員工會已為中方所收編，選舉結果顯示勞顧會已由親中力量已完全控制。譚亮英指在勞顧會保住席位的勞聯代表周小松在重大勞工立法議題上仍能態度強硬，但蒙兆達對力挺標準工時立法的梁籌庭被派別聯盟操作踢走頗感可惜：「梁籌庭政治立場上冇乜嘢都俾人踢走，何況職工盟？」
以工會投票而不以僱員個人投票，理論上或許可以鼓勵打工仔加入工會，讓工會更具代表性更有力量與僱主集體談判，只可惜現實往往背道而馳。被問及會否考慮成立多個小型工會以增加職工盟在勞顧會選舉的票數，蒙兆達表示不同意這種「種票」手段。他以工聯會屬下的建造業總工會為例，它旗下有多個分會，無疑化整為零變出多張選票，但人數少的小型工會不利集體談判，蒙兆達認為並非善策，團結力量壯大工會比在勞顧會撈選票更重要。工會數字不是靠既有陣營篤數「種」出來，有實質新力量加入才是正道。「傘後如果有人喺職場組織民主工會，假以時日反攻（勞顧會），就梗係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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