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北京政府忌諱民主黨抑或工自聯？八九六四之後，香港九十年代政黨政治勃興，同時民間社會亦與中國民運人士偶有交流，結果梁籌庭每次返大陸都被嚴重留難，連跟隨勞顧會官方訪問團上京時也不例外。除了與中共的拉扯角力，九十年代也是政府向基層公務員體制大舉開刀的時期，事態延續至廿一世紀最初幾年，引爆難得一見的3萬名公務員上街反抗。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對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的訪問踏入最後一集，為大家揭開工會與歷朝高官的交手經過，以及令人擔憂的工會未來。
雲吞麵檔童工創辦公務員工會：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上）
工運應以師徒制傳承嗎？一往無前的梁籌庭（中）
梁籌庭簡歷：
- 1950年：香港出生。
- 1953年：3歲父母先後去世，寄居姨媽家中。
- 1962年：12歲投身社會工作，後做洋服學徒、餐廳侍應生、西餅售貨員等。
- 1968年：18歲投身塑膠業。
- 1970年：20歲開始做公務員，在九廣鐵路工作。
- 1979年：成立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出任主席。
- 1981年：調往教育司署，1988年升任文書助理，並調到機電工程署直至退休。
- 1984年：成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任副主席。
- 1994年：出任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同年加入民主黨。
- 1996年：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 2011年：退休。
- 曾任多屆勞顧會代表。
新挑戰
踏入九十年代，政府各部門開始推行普及電腦化，文書職系亦進入了另一個里程碑。管職雙方都認為要適應辦公室電腦化，如果文書職系要繼續存在就必定轉型，以適應電腦化，因此雙方同意將文書職系改做為一支多元化綜合支援隊伍，首先設立中、英文打字增薪點，以吸引更多文書員工參加考試，提升自身工作能力達到能處理辦公室電腦化工作。
隨著政府的文書職系工作責任日益沉重，拉遠了與私營機構文員職級的差別，文書總會認為薪常會檢討薪酬時，不適宜亦不能將政府文書與私人機構文員，用作和同類型職級作比較，因此1995年開始向管方提出更改職級名稱，以符合實際職務需要，最終於1997 年尾達成協議，政府將二級文員轉稱為助理文書主任（ACO），一級文員轉稱為文書主任（CO），以及將助理文員轉稱為文書助理（CA）等。現在文書主任職系內共有三個職級，包括文書主任，文書助理及助理文書主任等。
到了千禧年代香港經濟下滑，政府收緊開支，大幅度削減公務員編制，由原來19萬餘人縮減到16萬餘人，文書職系首當其衝，一場大災難開始。各政府部門為求交數，紛紛以文書人員祭旗，除了參加自願離職計劃外，再加上自然流失而不作補充，文書人員從高峰期的2.7萬餘人減至現時只有2萬人編制，減幅達25%。不過這個數據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只是一個假像：其實公務員總人數沒有真正減少，各部門前門送走了直接僱用的文書人員，轉過頭用各種不同名稱請回更多「合約僱員」（外判工），如辦公室內的「XX 助理」實際工作就是從事文書職務，與文書職系人員的工作毫無分別。由於文書工作無需專業訓練，只需中學畢業便可應付職務，政府又毋須為合約僱員提供福利，因此各部門爭相聘用這些「助理」，以補充人手之不足。高峰時政府聘用的合約文員多達6,000餘人。時移世易，2009年政府恢復聘請公務員，部份部門不與合約僱員續約，另外聘請新公務員來取代替合約僱員，引發合約僱員團結起來與政府抗爭。文書總會當仁不讓，發揮工會基本宗旨，「維護工人權益」，站出來為合約僱員討公道，沒有將合約僱員視為本身職位的競爭對手，相反地積極支持合約僱員爭取轉為正式公務員。
隨著本港教育制度轉變，實施「三三四」教育制度，文書入職學歷必需更改以迎合需要。政府將會如何改動，舊人會否受到多大影響仍是未知之數，文書總會寄望管方秉承過去合作精神，共同制定一個合情合理的入職學歷基準。
踏入千禧年後，亞洲金融風暴打擊環球經濟，香港經濟低迷，私人機構僱員被減薪，而公員務暫不受影響，拉遠了公務員和私人機構薪金的差距，加上政府財赤日漸嚴重，大資本家向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措施令公務員的薪金不再增長，以免影響私人市場的工資。2003年政府推出「0+3+3」減薪方案 ，行政長官董建華派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約見梁籌庭，商討減薪問題，梁籌庭清楚表明只接受0+3+3方案，不會接受政府提出的「0+6」減薪方案。最終政府讓步接受0+3+3方案，避免了一次公務員大遊行。
- 0+6即是2003/04年度凍薪，跟著的一年減薪6%。
- 0+3+3即是2003/04年度凍薪，跟著兩年，每年減薪3%。
- 華員會等大多數公務員工會都是同意0+3+3方案。
2009年政府招聘了一批新的助理文書主任，為日漸老化的文書職系注入新動力，文書總會亦期待有新一代文書同事參加工會，為本身行業打氣。
文書總會除了維護本身職系員工權益外，亦關注整體公務員權益，特別是新加入政府的同事要面對「3+3」不平等制度。所謂3+3公務員入職制度於2000年施行，新入職公務員須經過3年試用期及3年合約期才可轉為長期聘用，但原本公務員只要經兩年試用期便可轉為長期聘用。政府為解決長聘制公務員「易請難送」的問題，因此制訂了3+3制度。
私人企業都不必以6年時間去測試一名員工能否適合當長工，為何擁有最多僱員的政府要如此刻薄員工呢！政府作為一個大僱主，應該以身作則塑造一個良好僱主形象給私營機構作榜樣，現時反過來帶頭鼓勵資本家當「無良僱主」。政府一直高調倡議施政要公平公正，為何同樣對紀律部隊新入職者不施行「3+3」制度？雙重標準結果造成不公平。
直至10年後立法會討論公務員聘用時，政府作出修訂，建議公務員入職只需3年試用期。據當局公佈的資料顯示，只有極少公務員在3+3期限內離職，可見政府枉作小人。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公務員工會代表都支持有關改動，但僱主代表持不同意見，認為試用期太短，會容易令公務員轉為長聘後工作態度轉差，指有關改動並無必要。
與北京關係
出任公工聯副主席時，梁籌庭可能無殺傷性，北京對梁籌庭沒有戒心，雙方關係比較融洽，直至回歸後。初期北京可能視梁籌庭只是一個傳聲筒而已。及後黃偉雄不便去北京，梁籌庭負責帶隊上京，因此和北京建立了融洽關係。
六四前夕北上某次觀禮團，黃偉雄通過何國鏇通知梁籌庭同時擔任「勞顧會競選談判代表」，代表公工聯與工聯會商談分配問題。在北京梁籌庭主動叩門找工聯會的許旭明，討論勞顧會代表的選情，直接問對方是會否支持公工聯競逐。勞顧會選舉工聯會持票最多，能控制大局。許旭明說：「OK，希望將來能合作。工聯會會考慮。多數，OK。」
想不到回港後梁籌庭這一活動竟成為死罪。公工聯會員大會發出通告，指梁籌庭未經公工聯同意與工聯會洽談勞顧會選舉分位事宜。八九後這是死罪。在大會宣佈。梁籌庭即場指住何國鏇，何國鏇要他如此做。何國鏇承認，梁籌庭最終無事。
梁籌庭接任公工聯主席後，北京對公工聯的看法有所改變。北京認為蕭賢英是激進工運者，是職工盟的人，主政公工聯時期，帶領公工聯跟隨職工盟一起活動，與中共搞對抗，少做公工聯自己的事務。部份人對蕭賢英也有這種看法，視蕭賢英為職工盟的人，不是公工聯的人。梁籌庭認為公工聯在蕭賢英主政時期，因其時香港民主運動此起彼落，公工聯全部都有直接參與，所以放在爭取勞工權益的時間相對較少。
臨近回歸，朱明接任梁籌庭出任勞顧會代表。6年後朱明轉到醫院管理局工作，醫院管理局不屬於公務員體系範圍內。朱明的新職位是高級行政人員，轉為代表署方出理勞資會議，位置調轉坐。北京通過工聯會放風，問公工聯是否要換人，梁籌庭決定自己重返勞顧會，工聯會表示接納。
北京雖然示接受梁籌庭，但有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發生。勞顧會所有成員組團北上訪問，由勞工處長韋玉儀帶隊，全部團員都順利過了關，只有梁籌庭仍呆站在檢查崗前未能過關。過關通道上的梁籌庭萬眾矚目，自覺「好肉酸」。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旁人會視我為賊嗎？」李啓明、鄭耀棠開玩笑說：「梁籌庭罸企。」梁籌庭站了15分鐘仍未能辦妥過關手續，關員要等待上峰的指示。是次是官式訪問，梁籌庭等所有團員的名單應該早已上呈北京，為何會有如此情況？
梁籌庭呆等半小時，關員帶梁籌庭進入一間房等。兩名解放軍為梁籌庭站崗，其中一人說：「梁生如果你要去洗手間請告訴我。」
梁籌庭問：「發生乜嘢事？」
他回說：「我也不知道，你準備返轉頭。過不了關。」
梁籌庭：「咁都得？」
他說：「話你知，你要坐定定喺度。記得，要去洗手間請告訴我，我帶你去。」
梁籌庭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等了45分鐘後，該名解放軍回來說：「梁生你可以過關，我帶你過去。」
或許因為如此，勞工處長韋玉儀為免麻煩，不再安排勞顧會組團返國內交流，改去東南亞訪問。
自此以後次次去深圳都如此，梁籌庭在大陸購買了物業，過關返大陸次數增多。事情略有變化，梁籌庭如常過關，關員帶梁籌庭到一個更亭，說：「梁生，以後你不用排隊，認住我這個更亭，每次過關直接來找我。由我問上面是否批准你過關，上面批准你就可以過。」
1996年北京委任梁籌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他過境到深圳投票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員都照樣有阻滯。推委被視為北京的人，到深圳選臨立會議員是為國家辦事，為何過關仍有問題？這情況或可說明推委是沒有特權的。
於是梁籌庭去問新華社，「如此情況為何找我梁籌庭當推委，每次過關都要等最高指示批核。你收回我的回郷證吧，好讓我把國內的樓宇轉讓別人，一了百了。」
新華社反問梁籌庭，要他交代：「究竟你在香港做了些什麼事！」新華社又說：「上面有些新措施我們也不清楚。」
梁籌庭說：「我是民主黨成員，已經公開見報，不是秘密。負責全黨選舉事務，但不是中央委員。」
新華社說：「你再想一想，近來做了些什麼事。」
後來梁籌庭記起一件事，北京如此敏感，難道是八九民運之後，梁籌庭和蕭賢英有一次去英國，與「首都工人自治聯會」（簡稱「工自聯」）糾察劉煥文會面，劉某全程招待梁蕭兩人遊山玩水。
劉某對梁蕭說，工自聯在香港沒有代理人，邀請梁蕭兩人加入，梁蕭各給劉某1英鎊，算是表示支持。回港後梁籌庭沒有跟進此事，不當作一回事，從此以後亦沒有與工自聯聯絡。
新華社說會同有關部門談這個問題。此後梁籌庭過關時，關員只是諮詢一下便辦妥過關手續。3個月後，過關完全順利了。直到現在為止，梁籌庭尚不知道發生了何事。是民主黨？是工自聯？沒有答案。
加入政黨
梁籌庭在海外接受工會領袖培訓課程，學習如何發揮集團工會力量，可以透過工運左右政府政策。1999和2002年的減薪鬥爭就是最佳實例，公務員工會先後發起了2萬餘名和3萬餘名公務員大遊行，抗議體制改革和立法減薪。前者逼使政府暫停公司化或私營化，後者雖然不能成功抗拒減薪，但卻拖延了實施減薪時間。
早在八十年代香港政制逐步開放，梁籌庭開始接觸政黨。譚惠珠於1985年創立「勵進會」。黃偉雄加入後，邀請梁籌庭等公務員加入，稍後勞聯的李啓明亦加入了。梁籌庭回想只覺是政治花瓶，為他人裝飾門面。
九十年代因應立法局直選，「香港民主同盟」 （簡稱港同盟）成立，「香港自由民主聯會」 （簡稱自民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亦告成立。另一政黨「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簡稱民協）向公工聯表示邀請梁籌庭加入，惟梁籌庭和民主黨的劉千石關係較好，結果加入了港同盟。
梁籌庭加入港同盟，冀能發揮工會影響力，左右政府政策以利工人階級。
1994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組成「民主黨」，梁籌庭轉入民主黨，是創黨黨員之一，隷屬港島東區支部，曾任港島東區選舉專員，算是少壯的一員。1998年曾健成（阿牛）投訴梁籌庭在灣仔選區中，協助民主派獨立人士楊運瓊助選，認為即使助選都會損害了民主黨的利益，民主黨發給梁籌庭警告信。但是民主黨核心領導人李柱銘及楊森又不想梁籌庭離去，窺視他背後的一大疊公務員選票。梁籌庭要求撤銷警告信，民主黨不接受，退黨成為他的最佳抉擇。梁籌庭退出民主黨後仍不時支持李柱銘參選，直至李柱銘全退不再參選為止，梁籌庭才沒有為民主黨做助選工作。梁籌庭認為當工會領袖好過做民主黨的頭目。
職工盟一直以來都帶領屬會從事政治活動，反中共色彩濃厚。梁籌庭是職工盟創辦人之一，文書總會一直以來都是職工盟屬會，主要是斬件式合作關係，2012年因為會費問題退出職工盟。公工聯曾經表決是否加入為職工盟屬會，但投票結果是以一票之差遭否決，至今仍維持獨立身份。
退休
梁籌庭的退休期滿是2011年3月，扣除累積假期7個月，可於2010年7月開始休假，不用上班。梁籌庭退休後仍是勞顧會代表，卸任公工聯和文書總會主席，轉任非受薪總幹事職務，作為過渡性安排，負責培訓下一代接班人。以前梁籌庭被培育為領袖，現在部署計劃如何培育下一代領袖。
公務員工會現在是一個更新換代的時間，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2013年訪問期間，接任梁籌庭公工聯主席劉錦耀已年屆58，尚有年餘也要退休，只能做一屆主席就要退下來。公務員總工會接張國標棒的繼任人做了一屆，也將會退下來。公務員工會大部份都面對這個斷層問題，華員會也是如此。公務員總工會情況略好，由53歲的鍾國星主持大局，但鍾國星有健康問題。
梁籌庭到退休仍感遺憾的，是未能爭取4個中央評議會開放參與資格。其中「高級公務員評議會」是由政府與「高級公務員協會」、「海外公務員協會」和華員會於1968年簽訂協議組成的，規定加入新成員，必須三會皆同意，但華員會一直反對，政府又不肯增設一個評議會。
工會經驗
梁籌庭的工會工作心得是「不斷鬥爭，爭取，付出。」 工作與收成是正比的，古語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個世界沒有不勞而獲的，主持工會工作要主動爭取，才能有成果。梁籌庭認為「工會要不斷鬥爭才取得會員的共鳴。」
梁籌庭的工會領袖經驗是：從事工運只要不計較仕途，就不會有顧慮，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害怕？所謂「無私即無畏」。你只要認為這件事對工人有好處，對行業有利益，就要全力以赴，一往無前地去爭取。當一個領袖做事只為自己利益打算，就會失去會員的信任、阻礙工會的前途。梁籌庭當上公工聯主席自覺責任重，「全港18萬公務員望住你，你將會如何帶他們爭取權利益，維護公務員利益？」這就是工會領袖的任務。
年青的梁籌庭孤身一人，無後顧之憂，敢作敢為，完全不識死。面對仕途淡然處之，心想「東家唔打打西家」，自己經歷多個行業，張張刀都利，最壞的情況也只是重返藍領，仍然可以悠然生活下去。加入政府部門做公務員並不是梁籌庭的目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更沒有心理壓力。做了一段時間公務員，累積了一份長糧，梁籌庭為工會辦事以來，面臨抉擇從來沒有為此而計算過，權衡得失，以定去留。
梁籌庭的職位較低，外人看起來也許認為他的不計算只是扮清高。但是梁太是首長級第一級官員的秘書，為了支持梁籌庭作出了極大的犠牲。梁太18歲加入政府做秘書，但仕途卻受梁籌庭工會主席的身份所拖累，循例每3年都有一次升職面試機會，她總是名落孫山。梁太的上司每次面試都向她投以信任一票，認為她工作能力高，升職機會大。有高官私下向梁太說，直指梁籌庭是工會主席，工作敏感，恐怕梁太升職後會洩漏政府機密給梁籌庭，所以一直以來都不將梁太升職。甚至有人戲言說：「妳同梁籌庭離婚就可以升職。」梁太若升上一級就會為首長第二級以上官員辦事，要列席高層官員會議作記錄，直接聽到政府官員列為高度機密的談話內容，這些內容可能涉及梁籌庭正在處理的工潮。政府如何確保梁太不會洩露給梁籌庭聽，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將梁太升職，梁太自然無法接觸到這些機密資料，洩漏問題自然不會發生。梁太面對這個不利情況乾脆申請調職，到郵務署做郵務員，自我表示清白，全面支持梁籌庭。梁太曾公開說：「我係欣賞梁籌庭對工會工作的熱誠，先至嫁俾佢，所以寧願選擇愛情也不會要仕途。」
梁籌庭一生本着打不死的精神，如爛頭蜶般一往無前，在工運不歸路上拼搏。他最難忘的經驗是1999年，政府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當時公務員最擔心政府將部門私有化，將工序外判，害怕失去工作崗位。結果梁籌庭組織了本港歷史上首次公務員大遊行，號召了逾2萬名公務員參加，逼使政府放棄部份改革。
2002年政府立法削減公務員薪酬，再次引發3萬公務員上街遊行，梁籌庭是遊行策劃人之一。結果這次上街無法阻止政府減薪，其後減薪事件更陸續有來，梁籌庭的月薪也由高峰期的20,485元，減至2007年時的18,915元，累積減幅約7.7%。梁籌回想往事，認為這一役是最難打也是最痛苦的一仗，有如真槍實彈上戰場一樣，「主持大會時我好緊張，精神壓力很大，如果敗下陣來，很多人會好慘，十幾萬人的福祉，壓力好大。最後取得『0＋3＋3』方案拖長減薪時間，影響小一點。」
2003年11月5日，公務員經歷兩次減薪後，管職雙方組成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開會，梁籌庭在會上質疑政府私下邀請顧問公司投標存在「蠱惑」，擔心政府處事不夠公平、公正、公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聞言立即表示：「我好嬲！」認為員方不信任他，拍檯說：「散會！」隨即起身離座走出會議室，會議不歡而散，在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黎高穎怡當場嚇呆。
在減薪戰役期間，梁籌庭感覺無助，四處找立法會議員協助，看盡人情世態，部份政黨認為公務員貪得無厭，建制派更加批評，市民亦不支持公務員，甚至出言責罵。董建華派鄭耀棠與公務員工會洽談。梁籌庭認為此舉等同把公務員事務政治化。
政府推行問責制後，局長不再和工會有真正的固定會議，甚麼溝通方式都沒有，工會想與局長聯絡也找不到人，只有透過立法會議員才找到處長或秘書長。所以梁籌庭認為公務員在議會內一定要有自己的代表，要以獨立人士身份競逐，不能有政黨背境，才可純粹代表公務員爭取自身權益。因此他曾考慮參選立法會，出戰港島區，面對最大的難題是經濟問題。選舉條例規定公務員不能參選，蕭賢英要辭職退出公務員行列才能參選。退休的「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和「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屈奇安都曾考慮參選立法會，最後都不能成事。
梁籌庭爭取公務員權益以來，先後與回歸前後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交手，包括屈行、陳方安生、施祖祥、林煥光、王永平、俞宗怡和鄧國威等。梁籌庭評價六朝對手，認為屈珩（1991至1993年）對加薪處事硬朗；陳方安生（1993年）裏外兩個人，對傳媒笑口常開，對下屬愛擺官威，煞氣重，與工會格格不入，對任何建議不作正面回應，全部交由助手回覆；施祖祥（1994至1996年）可算是毫無建樹，大搞公關，與公務員團體進行聯誼活動，任內沒有出現激烈工潮；林煥光（1996至2000年）執行公務員體制改革，烽煙四起，處事手段強硬，與他交手必是硬仗，要動員全公務員遊行對抗，唯一德政是把4個中央評議會以外的4個公務員團體，納入為公務員事務局的諮詢對象；王永平（2000至2006年）開會帶你「遊花園」，說話反反覆覆不着邊際，會談總是無結果。
公務員工運展望
梁籌庭對公員工運前景不樂觀，指2003年政府推行高官問責制後，與原有的公務員制度有衝突，因為公務員要面對群眾，面對立法會。公務員越來越不受重用，以前每個部門的員工都需要協助制訂未來五年預算，再交上司拍板，但現時所有政策幾乎由上而下。所以公務員都不知明天如何，總之完成今天的任務就算。
公務員頗抗拒加入工會，主要是心態問題，他們對加入工會有害怕的心理：1.不想涉及政治；2.上司會視自己為搞事分子；3.妨礙升職。
今天公務員工會數目很多，入會會員不活躍，會員人數很少，會員重疊現象嚴重，最普遍的例子是既是文書總會會員又是華員會會員。公務員不想跟政治拉上關係，面對現今政治氣候，一般都會跟形勢，他們寧可加入與中央關密切的工聯會，而不會加入民主派工會。
公務員工會於七十年代冒起，一般都欠缺經費。面對這個問題，公工聯在長沙灣租下一個面積700呎的寫字樓作會址，月租逾萬元，必須在會費以外開拓收入，開辦旅行社。文書總會於近期舉辦了5班導引課程，讓有意投考文書主任職系的同事報讀，上課兩晚收費350元，反應不錯，略有收益。
公務員最重視自己的仕途，不想與政府直接對立，又因入息穏定，所以缺乏抗爭動機，只有私營化和減薪這兩個議題能引起全體公務員共鳴，團結一致發出強烈的不滿聲音。
公務員工會對香港整體的工運的影響，早期是有意由工運介入社會，但現在已淡化。八十年代，公務員工會參與全港性工會運動，如職業安全、勞工立法等，進而涉足社會運動，為八八直選、大亞灣核電廠等議題發聲，與各勞工團體建立連繫。九十年代中期，各集團工會的合作日漸減少，沒有常規性的共同活動。由於政府不體諒下級公務員，工會也凝聚不到公務員，大部份工會只為了爭取選票，欠缺凝聚力。九七後公務員團隊編制的萎縮，工會更見沒落。總結公務員工會的貢獻，主要是維護公務員權益，對整體社會的工運幫助不大。
梁籌庭認為工會的產生主要是為了維護權益和消除怨氣，可是近年整體工運的素質不斷下降。今天社會福利較完善，港人整體收入增加，而公務員的福利有很大的保障，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工會的急切性不大。究其原因，是「沒有壓力就沒有發展」。現今工人如果有個人問題要解決，都會找議員協助，工會的作用也相應減少了。他表示公務員工會的運作模式應加以改良，例如要設立委任總幹事，由公務員出身的人出任，可避免因爭取權益而直接與上司對抗，為工會出力卻害怕影響仕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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