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律師兼作家 Ferdinand von Schirach 曾經以第一人稱身份，分享一個他初出茅廬時的故事︰一名在慶典中擔任女侍應的十七歲女子，被八名穿著一式一樣管樂隊裝束打扮的隊員輪姦，另有一名自稱是管樂隊成員的人撥電話報警揭發事件；警檢當局及後將一共九名管樂隊隊員拘留送審，作家本人就是獲聘為其中一人辯護的律師。由於從警方到醫護的多番失誤，無論是循DNA抑或女子身體的方向，皆無法找出任何將個別人等聯繫到案件之上的物證；女子也不能從穿戴毫無分別的九個人當中，辨認出哪些是施暴者。換言之，站在法官面前的九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九分一機會是告密者，也有高達九分八機會，是犯下強姦罪的人渣。
在律師建議下，全部被告行使憲法保障的權利，保持緘默。初審的法庭裁定，檢方未能就任何一名被告提出足以立案的證據，九人全部釋放，撤銷羈押令。
公平審訊與保護弱勢證人的兩難
這故事是否真人真事，只有作者自己知曉；即使屬實，德國跟香港情況有別，這個短篇小說內的故事，絕不可能完全套用來說明當前香港爭議不休的這宗「特區訴張健華案」（區院刑事 2014 年第 923 宗）的是與非。然而，一如人們以韓國電影《無聲吶喊》為本案作作喻，控訴弱勢者在司法面前的無助，筆者亦想借用這個小說故事作類比，說明一下司法程序面對令人髮指的罪行，何以仍每每束手無策。
從小說到現實也雷同的一點，就是控方敗倒在證據鍊之上。人們最大的疑問是︰張健華案，要片有片，要 DNA 有 DNA，就只是欠可憐的受害者上庭作供而已；然而難道法律就硬要逼使一個慘遭創傷後遺症（PTSD）折磨的弱智女子出庭蒙受詰難，才能治被告的罪嗎？這不是在為那些欺凌最最弱小者提供了一道免受制裁的捷徑嗎？
提出這些質疑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本地刑事訴訟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筆者相信，讀者們都會認同，即使被告面臨的指控何等犯行滔天，以至被告本身何等惡名昭彰，有兩點是不能妥協的︰第一，直到罪名獲法庭裁定屬實前，被告應該被假定無罪；第二，被告有權獲得公平的審訊。一般而言，「公平審訊」權利的核心，就是被告有權（親身或透過律師）對提出指控的控方作證者（包括當事人或者行使調查拘捕權的人）作出盤問（cross-examination）。
盤問可以是針對控罪細節內容的真確性提出質詢，也可以是從指控者證供內容不符事實之處，質疑指控者的誠信，藉以建議法庭不應採信有關指控。普通法相當重視維護被告盤問指控人的權利，因為在控辯交鋒的環境下，如果任由控方不斷提控，卻不容辯方嘗試質疑，那基本上等同將擂台上其中一名拳手的雙手縛起，任由另一方肆意攻擊一樣。
但當然，在多數情況下，所謂「拳手」之間的實力根本差天共地︰一名廿多年經驗的資深大律師，逐字逐句地從來自草根、目不識丁的控方第一證人的供詞中雞蛋裡挑骨頭，甚或借機大肆攻擊證人的品格……事實上，刑事訴訟規則屢有改變，除了規定被告律師盤問不得離題外，也會留意保障一些處境特別不利的罪行受害人，例如受性罪行傷害的幼童、未成年者，或者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即所謂「易受傷害證人（vulnerable witnesses）」，而本案亦有運用在法例規定下，為這些證人而設的保障程序，包括由控方申請在案件審訊期間，讓受害人透過視像連繫方式、而非直接坐在法庭證人席上作供；此外，警方亦先行安排受害人以錄影方式預先作供（即所謂 79C 條證據片段），準備作為控方證據。
疑被告自忖「安全」向傳媒大爆案情
就本案而言，法庭將很大機會批准 79C 條證據片段呈堂，亦會批准受害人以視像作供，但這亦意味著，即使將保護「易受傷害證人」程序運用到極致，這位身心俱損的受害人，仍不能免除出庭的責任——除非，控方衡量案情後，決定完全不傳召受害人上庭舉證、甚至完全不使用來自受害人的證據，只提交所有獨立於受害人的證據，包括科學鑑證證據、醫療報告，以及其他控方證人提供的資料。
可是，如此一來，控方就必須一併抽走由受害人提供證詞的79C 條證據片段，而正如大多數性罪行一樣，控方其實很難在沒有當事人現身說法的情況下，讓法庭無合理疑點地確信，曾經發生過控方所指稱的侵犯或雙方身體接觸行為。
同時值得留意的是，自從本案案情曝光後，未知被告是否自忖已經「安全」，連日來高調向傳媒「呼冤」，更近乎有求必應地填補了本案更多尚未公佈的細節，包括院友證人手持片段的內容，以至醫療報告內有關受害人身心狀況的描述等。姑勿論有關說法本身是否荒誕可恥，如果控方不能提出來自受害人的故事版本與被告對質，被告不無機會能通過審訊提出足以脫罪的合理疑點，繼而像開首小說故事的強姦案被告一般，獲判無罪大獲全勝。由於這是區院公訴案件，即使日後控方打算運用新證據或者法律觀點重開審訊，成功的機會，接近零。
今年或修法放寬書面作供代替出庭
所以，即使筆者一向對本港警檢沒有甚麼好印象，今次亦不得不鄭重承認，他們面對一個極大的困境︰檢控成功的最大希望，是要受害人出庭，但這樣無異於進一步加劇對她的傷害；不提受害人材料而堅持提控，變相就是拿著效力打了起碼六折的控方案情付諸審訊，差不多形同保送被告無罪開釋。
權衡證據與公眾利益因素後，在現階段先行撤控，其實並不是太差的選擇。
更何況，如果警檢願意窮追不捨，撤控並不完全等同結局。案中的性罪行並無起訴時限，只要有一天受害人足以克服心靈的畏懼，而其證供質量仍然完備，控方仍有重新起訴的可能。另一方面，筆者完全不明白，為何被告的法律代表可以任由他們的客戶自鳴得意隨處受訪，甚至已經不經意間透露出一些不利於己的說辭了；儘管被告「大話西遊」本身不足以構成有力的反證，但一旦重新安排審訊，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足以為檢控官所用成為盤詰的子彈。
另一值得提示的發展，就是如何在不損害被告公平審訊權利的前提下，進一步減少法庭作證對精神上無能力證人的壓力與潛在傷害。法律改革委員會曾經在2009年提出有關「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的改革報告，建議修訂刑事證據規則，放寬讓精神上不適合作證者以書面作供代替出庭作證；據律政司表示，相關建議的法例修訂稿會在今年內提出，徵詢律師團體、法庭及其他方面的意見。
（分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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