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以色列政權與巴勒斯坦人衝突不斷，它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殖民區更是一大紛爭之源，被捲入其中的巴勒斯坦人常被拘捕囚禁。據人權組織B'Tselem估算，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6,295位巴勒斯坦人淪為「國家安全拘留者」，當中不乏沒有控罪在身的「行政拘留」。一位巴勒斯坦婦女去年偷運手機SIM卡予獄中兄長，結果自己也成為階下囚，出獄後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惟工新聞特此翻譯，讓大家一窺以色列獄中情況。
28歲的安敏‧艾—莎德（Amal al-Sada﹚是來自希伯崙的巴勒斯坦人，10年來她一直探訪獄中的哥哥，直到一次偷運手提電話SIM卡給哥哥時被逮個正著，才發現這個小風險將帶來怎樣的代價。
莎德被軟禁在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的高斯法區（Kseifa）裡整整8個月。2015年7月，她被判監14個月，罰款4,000美元（約31,200港元），更被禁止探訪獄中的哥哥。她的哥哥涉嫌試圖刺傷一個以色列殖民者，原本被判監17年，此次事後又被加刑3年。
宣判後，莎德首先被關進拉姆拉（Ramle）監獄的單獨拘禁房監禁兩星期，其後轉送到哈薩朗﹙HaSharon﹚中途監獄，6個月後，又遷至達蒙﹙Damon﹚監獄直至刑滿。8月初，她終於獲釋，比原定的日子稍早一個月。
莎德對半島電視台談及她在以色列的獄中生活。
半島電視台：可以告訴我們單獨拘禁房是怎樣的一回事嗎？
安敏‧艾—莎德：我覺得孤立無助，不見天日，像活在墳墓裡。
初始的兩個星期，我完全沒有洗澡。因為我的浴室是開放式的，並且正對著監房的大門，如此一來經過或正在巡視的女獄卒就能看見我洗澡。
她們用希伯來語罵我——說我邋遢並命令我去洗澡。我拒絕，因為我連一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
最痛苦的莫過於向獄卒要水。中午時份請求的水，他們要到凌晨12時才帶來。我會不斷地請求，但他們就是不會給。我是個糖尿病患者，很需要水份，最後只能放棄，喝浴室水龍頭的開水去。他們大大的羞辱我們。
半島電視台：你在監獄受到怎樣的對待？
莎德：那是不客易的，非常艱難的生活。我曾被羞辱、貶低、抑壓和騷擾。
我是糖尿病患者，一天要到診所三次，在雙手被手銬束縛著的狀態下領取胰島素注射劑。那是我感到最為羞辱的一件事——被銬著到診所去。獄卒們連一刻都不想放過我。
在應診的路上，我曝露在精神和語言上的欺凌裡。他們以髒話貶損我，任何人都不應該承受那種語言暴力的，我甚至不敢向你覆述他們對我說過的話。
對於囚犯來說，被押上大囚車﹙bosta，有塗黑的車窗，用作運送囚犯﹚也是一種折磨。
半島電視台：請你形容一下在大囚車裡的情況。
莎德：在大囚車裡，我們被分別關進狹小的囚房。裡面只有一張金屬椅子，坐上去後膝蓋無可避免地撞上金屬制的門——囚房就是如此狹小。
我們的手和腳仍然是銬著的，坐下以後也不例外。那是萬分痛苦的煎熬，像在之前所經歷的折磨傷口上灑鹽一樣。
車開得猛，而且超速，完全沒有顧及屈坐的囚犯。每一次的急轉彎，我們就被狠狠拋向小囚房的金屬牆壁。
小囚房裡是超乎想像的黑暗。如果你站起來，往天花的幾個小孔望去，勉強能夠看到街道。
之後，我們會在全副武裝的獄卒和警犬的監視和戒備下，被關進臭氣薰天的單人囚室。請求上訴，和轉移監獄時，我也被關進單人囚室裡。
半島電視台：獄中生活條件如何？
莎德：在達蒙監獄，一個囚房有18個女生，我們共用一個洗手間。經過漫長又困難的爭取後，獄方才答允多建一個洗手間。
床只有半米，不夠長。我是高個子，睡覺時要用不舒適的奇特睡姿，把自己塞進惡劣的空間裡。
囚房內沒有暖氣。我們用鍋子燒水，然後把熱水倒進塑膠瓶子裡，再用襪子捲著膠瓶，睡覺時緊緊抱住這個自制小暖包才感覺到些許暖意。
我們也會用自己的錢，去食堂購買毯子。
食物還可以的，每個星期能吃上一回魚或肉類、兩次炸豬排，有時候他們派肉丸 ﹙kofta﹚。雖然說是烹調過的食物，但是很不乾淨，甚至沒有完全煮熟，我們都會帶回房間再煮。
每天，每個女生都獲派一個水果，大多是蘋果和梨子。
半島電視台: 閒時如何渡過？
莎德：我是我們囚房的大姊頭，閒時要照看其他女生有沒有獲發比如食物之類的生活必需品。
另外，我也會閱讀和禱告。因為記得大量古蘭經經文的關係，並常常領禱，我在獄中最後的一個月裡，已然是女生們的伊瑪目﹙imam﹚。
早上有三個時段，分別是8至10時、下午1時至3時和4時至5時，我們獲准到監獄操埸活動。在那之後，直到明早之前，囚房的大門都不會再打開。
每3個月，我們能夠與外界更換衣物一次，那時可以帶新衣服進去，亦可以交換兩本書——每個人只能同時收藏兩本書。
每15天，我們就能跟家人見面45分鐘。
半島電視台：最艱難的事是？
莎德：渴望見到家人的感覺令我肝腸寸斷，我掛念他們，想聽聽他們的聲音，看看他們的樣子，那時日子很難過。
半島電視台:牢獄生活給你帶來什麼改變？
莎德：我變得更加親近神，學習到堅韌忍耐，和作出合理的判斷。我的個性有巨大的轉變。
我的精神狀態受到很大的打擊，身邊的人都曉得我很低落。即便有家人相伴，還是感到孤獨。我變得健忘，思緒常常飄往別處。所以，我已經請家人讓我盡快見精神科醫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