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佔領香港後，大量勞動力湧入，勞動力人口以以華人為主，因此勞工事務由主理民政工作的「總登記官署」負責。總登記官署於1844年設立，首長是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負責統籌日常的人口登記，並管轄所有華人組織，兼理勞工事務。它是港督與香港華人溝通的渠道，負責協助港英評論華人輿論的傾向，為華人提供諮詢，亦提供有關港英部門及華人之間關係的建議。1913年總登記官署正式易名為「華民政務司署」（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首長是華民政務司，即今日的民政事務局前身，工作範圍已是天淵之別。
省港大罷工後 定例局通過《最低標準工值條例》
十九世紀時香港亦發生不少大型罷工，香港工人階級處於「自在」階段。經過二十年代的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後，香港工人階級開始進入「自為」階段。進入三十年代，港英的部份政策好像回應了工人階級的要求，省港大罷工提出的最低工資擺上了議程，並開始推行。
省港大罷工向港英提出的要求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十七條。第二部份是代表香港市民向港英提出六項要求：
- 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 法律平等、取消對華人之驅逐出境、笞刑；
- 改進定例局之選舉、並應有華工之代表參與；
- 勞動立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制、廢除包工制、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強制勞動保險；
- 取消新屋租例，並從7月1日起減租25%；
- 居住自由，扯旗山頂應准華人居住。
今年是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身處已回歸的香港，我們又是否真正徹底享有以上權利？
1932年8月定例局（今立法會前身）通過《最低標準工值條例》（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八章），授權港督委任5人組成委員會，由法官出任委員會主席，負責建議最低工資金額（注一）。不過，《最低標準工值條例》的成效並不顯著，工人的生活並没有明顯的改善，工人仍要受到減薪的威脅，各行業的工人在生活上面臨經濟壓力。這方面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因素有關。
著名的《畢特報告書》批評《最低標準工值條例》未能收到成效，因為該條例未有規定僱主必須要向政府提供發給工人工資的資料，以致没有數據來制訂最低工資金額。畢特建議設立一個具有法律權力的商務局（Trade Board），取代最低工資委員會（注二）。
英國工黨執政 香港勞工處誕生
二十年代初，香港工人階級開始邁進自為階段，各行各業工人紛紛提出加薪要求，甚至採取罷工行動與與僱主對抗，最著名的有機工和海員的罷工。港英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活動在香港擴散，除了透過立法和司法途徑，防止激進和具政治性的罷工產生之外，在行政方面也有具針對性的安排。
當時，華民政務司在工作告中指出，香港需要成立讓資方了解工人狀况的機構，避免勞資雙方的誤解，政府亦要在衝突發生時介入調停，向工人解釋。不過，這項建議未獲港英重視（注三）。
省港大罷工後，港英於1927年在華民政務司下設立處理工會、勞資糾紛和工人生活條件的部門。那是為香港第一個專責處理勞工事務的衙門。
1930年，經濟不景瀰漫全球，香港亦受影響，因金價暴起，外匯猛漲，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洋貨滯銷；世界產業不振，消費力萎縮，國內土貨亦難以外銷，這種情况使香港的中轉貿易遭到極大挫折，全港工業凋敝，工廠關門，商店倒閉。金融緊縮，產價低落，投機盛行。香港糧油、生活用品已經加價，生活指數日高，各行業工人紛紛要求加薪。工人失業嚴重，生活困苦，部份要露宿街頭（注四）。
英國對殖民地的勞工問題呈現真正重視始於二十年代，殖民地部於1930年設立勞工委員會（注五）。
1938年日軍加緊侵華，華民政務司下的勞工事務部於11月擴展成為獨立的勞工辦公室（Labour Office），首長是勞工事務主任（Labour Officer），負責巡視工作場所、研究改善勞工法例和調解勞資糾紛（注六）。首任勞工事務主任是畢特士（Henry Robert Butters，1898-1985），他在1939年出任（注七）財政司。畢特士任內調查了工人的工作條件和檢討工人的薪金等，曾就工資方面提供建議。任內發表了勞工調查報告書──《畢特士報告書》。這報告書影響深處，戰後香港的勞工政策，都有它的影子。
到了1940年，隸屬於華民政務司署的勞工處正式成立，以勞工事務主任為主管，共有職員9人（注八）。當時英國由工黨執政，香港的勞工政策的制訂，或多或少都與工黨執政有關。
成立商務局 可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港英於1940年採納《畢特士報告書》的建議向立法會提交《商務局條例》（一九四○年第十五章），取代《最低標準工值條例》，條例於6月通過。
商務局有權規定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超時工資的計算方法。該局直轄勞工辦公室的負責官員，成員有委任和選舉兩種，全部再經港督委任，委任成員的人數不能超過選舉代表成員的一半，這些代表來自一些特定的行業。商務局有權釐訂最低工資水平，防止不合理的低薪（注九）。
香港始終是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當年的最低工資法例對香港民生並無多大的影響。但這些調查和研究使港英直接了解香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况，及早化解了部份勞資糾紛，有利港英的統治，三十年代表香港没有大型工潮發生，或許與最低工資政策有關。
注釋：
一.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戰前香港碼頭苦力與華人社區的管治》，香港，三聯，2015，第154頁。
二. 同注一，第155頁。
三. 同注一。
四. 張麗著：《20世紀香港社會與文化》，新加坡，名創國際（新）私人有限公司，2005，第82頁。
五. 喬‧英格蘭等著，劉進文等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1984，第25頁。
六.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24日，第2張第4頁。
七. 《工商日報》香港，1961年6月28日，第6頁。
八. 同注七。
九. 同注二。
（分題經編輯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