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急症室輪候時間超過15小時成為一時熱話，而醫護人員過勞早已不是新聞，一切源於不把人當人的制度。如果再加上種族因素，會變成怎樣的壓迫？JM在美國一家養老院任護士助理，當白人在領高薪做優閑工作的同時，她及其他非白人的工人則在做繁忙且厭惡性的工作，還被所照顧的老人叫作「有色女孩」來使喚。工作量叫她們透不過氣來，面對失業──失去在當地惟一的依靠──的恐懼，工人仍然摸黑前行爭取卑微的改善。
JM撰文描述她在養老院的工作與感受，記下工人們如何在威壓之下聯合一起，爭取基本的尊嚴，同時不讓自己對老人麻木而成為喪失感情的齒輪。譯文原載於尖椒部落，惟工新聞獲授權轉載。
文：JM（女权主义者，护士，工人，酷儿。）
我在一個死亡之境工作。
人們來到我們這裡等待死亡，而我和我的同事們會在他們生命的最後一段旅程裡照顧他們。有時這段旅程耗時幾年或者好幾個月。而其他時候，他們花了幾個禮拜甚至幾天就抵達了生命的終點。
很多我照顧的老人，至少在最初，都能體會到這些轉變。並且產生各種各樣的情緒：從羞恥和憤怒，到抑鬱、焦慮和恐懼。
護工和老人都是無家可歸者
「我很害怕死亡。我不知道我會去到哪裡。」一個叫Lara的老人和我說道，她的雙眼充滿了恐懼。
「Lara，你會去天堂，你會很開心的。」我回道，然後喂了她一勺菠菜汁，「跟我說說你的兒子Tobias吧。」
在養老院，這樣的時光很珍貴，因為它們很稀少。
「滾回你的國家去吧！你這個笨女孩！」Eleanor對Maimuna和我吼道。我們正要把飯後的她轉移到床上。
Jeannie昏昏欲睡地咕噥道：「那個有色女孩在哪？我要吃東西。」
Joseph是一個退伍的老兵。他會到處揮舞他已經褪色的美國旗幟紋身。他吼道：「說正規的英語！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們護工是無家可歸的人。我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城市、家鄉和家庭。我們被自己的語言和背景區隔開：菲律賓人、衣索比亞人、華人、厄爾特裡亞人、非裔美國人、白種美國人等等。我們嚮往著彼此之間短暫的凝聚力和團結力。只要我們聚到一起，老闆們總是想通過威壓和偏愛來把我們清楚地分割為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和白種人。
我們的服務局限於處理排泄等身體失禁的情況。和只做清理的有色人種不同的是，白人女性穿著美麗的衣服，拿著更高的工資，而只需要陪伴白人老人玩一些娛樂遊戲。
大多數養老院的白人居住者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無家可歸。
「這些老人活在被偷來的時光裡」，像我一樣是註冊護工的Alind這樣評價道，「有些老人他們來這裡之前就已經死了。」
他說的「死」，並不是說老年癡呆造成的腦退化和阿茲海默症，而是許多老人感受到的絕望和孤獨。這些感受是因為他們被孤立、被他們愛的人拋棄、被關在院裡高牆之內而感到的憤怒。他們被限制工業化影響下的家鄉拋棄，被安身立命的工作碾碎。他們在年輕的時候為了生活費盡心血地奔波努力，並不是為了換來這樣一個像流放一樣的結局。
他們有些人還會回憶起戰後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好日子，那時候種族主義的社會等級給了他們極大的優勢。他們的過去是美國霸權的過去。他們也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身體眼睜睜地見證了美國是怎樣在被偷來的時間裡奔跑的。
於是管理層嘗試組織保齡球運動、棋牌遊戲、歌唱大會等娛樂活動，來復活老人們在時間流逝、掙扎移民、生計奔波還有變化無常的人生中失去的東西。而我們這些護工則在這些階段性的事件中間見縫插針地出現，來帶老人們上廁所。
一天照顧八個老人
我們護工也活在被盜走的時光裡，這是唯一能把事情做完的方法。
當我最開始從學校出來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被工作中要求的工作量和每項工作需要的細緻和周密的程度嚇到了。我需要把所有的資訊銘記在心，而我仍舊在嘗試搞清楚怎麼把好好照顧八個老人的任務，平衡到每天的僅有八個小時的日程表裡。這些老人有不同的移動方式（包括用不同的電梯）；他們最多每兩個小時就要上一次廁所；他們的生理功能無法預測，他們吃飯需要兩小時；然後每次換班前還要幫他們洗一次澡。
漸漸地，我發現向管理層報告涉及危害健康或者違反安全的事件、傲慢的護士主管、過度工作的員工和分到壞掉的工具，是沒有用的。除非國家監察部門來年審，沒人會更新對員工的愛心計畫；沒有人來告訴我們，關於新住進來的人的重要資訊；沒人認為在健康防護方面對我們進行培訓，是一件重要的事，或者願意花時間來及時修好職工輪椅。
無數次的情況下，我們都不得不繃緊我們的後背和手臂，來彌補工具短缺和缺少培訓所造成的劣勢。僅僅是為了獲得一件廉價的、防止排泄物沾染到衣服的紙質衣罩，和一個更廉價的面罩，我們都需要和主管僵持不下。
在八個小時內同時照顧八個老人還給他們洗完澡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通過一心多用、犧牲休息時間、始終小跑著走路這些方法，任務還是可以完成的。在以前，儘管我們投訴過我們休息時間不夠，並且經常抱怨體力透支，在沒有得到回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委屈自己完成工作。我們想要有一天能夠在換班的時候坐下來簽字，和同事還有老人們聊天，然後再打卡離開。
工作量猛增醞釀反抗
十月份的時候，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Roseanne是我們新上任的護工服務處主任，她宣佈我們樓層的護工人數要從現在的四個變成三個。第四個護工專門去幫助老人洗澡。
「有沒有可能另外招一個人來做全職的澡工呢？我們這層真的需要四個護工來照顧老人」，我並沒有多想就脫口而出這句話。
「不。如果我們招多一個人，你們就有人要被炒魷魚。如果你們還有別的問題，就過來和我溝通。」
我的同事和我面面相覷。如果我們一個個去她的辦公室，我們就會被盯上。這是個陷阱。
那天回到食堂的時候，行政助手Lorena同意代表我們去和Roseanne說這件事。
我們希望表達對她的支持。所以在那周工作都結束的時候，所有二十五個白班的護工針對新的職員安排寫了張請願書。通過計算我們發現，新的工作安排在八小時裡只留給我們二十五到三十分鐘來照顧每個老人。我們下定決心要跟管理層溝通：這樣的安排只會讓我們急衝衝地工作，這對老人們和我們都不安全。
當我和其他七個人在陽光明媚的走廊並肩前行的時候，短短的幾步路好像走了很長很長。這是我們第一次集體毫無保留地說出我們的心聲。我們都很緊張，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會怎麼發展。
我們在第二天收到了答案。養老院的主任把我們叫到了一個大型會議裡。
「如果你們要形成聯盟，我們只能把你們都炒了。」
會議結束。
制度製造對立：護工、老人、安全問題
在這之前，我們願意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完成這份工作。現在我們意識到無論我們工作了多少，無論我們為了改善老人的生活而犧牲了多少，在管理層的眼裡，我們都是養老行業裡最容易被替代的消耗品。
當我們計算完成工作需要的時間時，我們發現勞工法要求我們可以有兩個十五分鐘的帶薪休息，還有一個三十分鐘的不帶薪午餐時間。老闆不給我們提供這些休息時間是違反了勞動法的。
在外人看來，十五分鐘可能並不重要。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意味著我們在麻木地清洗、快速地走路還有尋找護士的間隙可以稍稍休息。護工們總需要做更多、更多還有更多的事情，想要休息除非我們辭職。這些短時間的休息對於我們到底是以崩潰而狼狽，還是平靜而耐心的態度面對老人有很重要的影響。我們決定不再放棄這些休息時間。
「去休息吧！我會看著這裡」，我們會互相提醒。為了讓彼此去休息，我們需要把工作的步調調整到一個合適的節奏，這樣他們去休息的時候不會被看做是浪費時間。沒有這種形式的自律，我們會變成那種速度最快的護工，儘管那麼做一點都不安全。
所以我們強制性地休息。
但是內部的混亂並沒有因此停止。每天我們都問自己：「我們可以一邊擠出十五分鐘來休息一邊按時完成工作嗎？」呼叫燈此起彼伏地亮著；老人們需要人陪著上廁所；每天必須填的日程表還是沒有完成。
我們身體對休息的需求和老人們身體的需求被對峙起來。每天需要衡量這個道德困境，對我們的精神來說是一件很消耗的事。關心老人不應該是感覺像在偷時間。
這些卑微的事情再累也有它的意義是一回事，而在上頭指責你為什麼還沒有完成工作的時候急急忙忙地清理汙物又是另外一回事。鐘錶走過的每一秒都在工作上沖刷工作、工人還有老人的尊嚴。它貶低了我們所有人。
應對壓力同時不失去同理心
我嘗試一邊擁抱需要同理心的關心帶來的挑戰，一邊又抵抗著像機器一樣地工作帶來的壓力。對一個前線醫療護理員工來說，我們需要對另外一個人的痛苦產生同理心，也就是希望減輕對方的痛苦。而當我們沒有像應該做的那樣去關心這些人的時候，我們是可以眼睜睜地看到後果的。在這種矛盾面前，我們需要不斷地培養和提高自己對同理心的敏感度。
養老院嘗試用他們自己扭曲的方式來向我們植入很膚淺的同理心。老闆總是以一句話作為員工培訓的結尾，那就是：「現在要把這些老人當做你們自己的父母親來對待。你們自己的父母按鈴的時候，你是不會讓他們等的！」
我們並沒有被這句話啟發，而是冷笑了起來。害怕失去收入（這樣就沒法填好那張能把家人帶過來的綠卡申請表）的壓力壓迫著我們的神經。我們被迫和家人分離，而現在我們無恥的老闆們，試圖利用我們對家人的愛來逼迫我們加快腳步。
行動換來微小的改善與希望
我們工作的地方，它和我們的關係就像一段虐待性關係。工作崗位上的情感剝削和財政壓迫不是我們能夠擺脫的，因為我們需要這份工作來維持生活。如果工作是你的親密物件，它已經構成了家暴。管理層並沒有回應我們的聯名簽署。於是在我們每週的會議上，有些人提議了另外一個計畫：在養老院公開我們淒慘的工作狀況。
我們的傳單上寫著「我們的工作情況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我們希望老人的家人能夠支持我們。為了避免被管理層報復，我們找朋友和別的可以聯繫到的人來幫我們發傳單。傳單都是匿名的，這樣就不會針對任何護工。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們的朋友和支持者們站在養老院外給家人還有義工們發放傳單。他們陪著他們的親戚，也就是老人們，來參加這裡的周日服務。
有些人對我們很同情，另外的人並不。有些人把這個行為看做是一個聯合行動，並且擔憂它會不會讓養老院的服務漲價。養老院的牧師在前門趕走我們的支持者。
養老院裡的我們非常焦慮。我們不知道該期待什麼。我們希望這次行動能夠讓老闆們重新思考他們的新政策。
幾天後，我被叫到Sabrina的辦公室，在那裡她、另外一個行政主管和我的主管對我玩起了紅臉白臉。
「我們這是在幫你。別人已經把你的名字出賣給我們了。為什麼你還要保護他們？一點都不值得嘛，你不要這麼犧牲你自己。如果你告訴我別的參與者的名字，你就不是一個人被怪罪了。」
「如果你不告訴我別人是誰，我們就會炒了你。」
「難道你要等別人來背叛你嗎？」
「你知道嗎，你和別的所有跟著這件事情有關的人，都已經違法了。你把老人們的私人生活情況曝光了。你會被炒魷魚並且會坐牢。你還會失去你的護工資格證。」
但我的拒絕和否認只迎來了憤怒的瞪視。
「簽這個，不然你別想要這份工作了。」
這份檔說的是我傳播沒有經過公司許可的東西，違反了公司的規章制度。我在文件上面說我是被迫簽名的，還有管理層因為集體行動威脅我的工作。
那天回到家的時候，我哭了。然後我去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舉報了這件事。儘管勞動法的作用不大，它還是有可能幫我保護這份工作的。
老闆們認為這是外部主流工人聯盟搞出來的事情，他們不相信我們自己可以行動起來。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用在每月的職工會議上用抽獎和雀巢巧克力塊，來壓制住我們數年來因為過度工作和不被尊重產生的憤恨。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用50塊錢的代金券來收買我們，這樣我們就會互相出賣然後成為每月好員工。
Sabrina，就是那個人事部主任，讓我知道「各個擊破」是怎麼回事。她幫Benny（一個相對害羞的衣索比亞裔勞工）的全家人移民來了美國。這是前所未有的。她在我們都聚在飯堂的時候親手把檔給了他，想讓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對於Joanna，就是那個向管理層告發我們的菲律賓同事，Sabrina給她加薪並且允許她更加彈性地處理自己的工作時間。
支援我撐過那段管理層，嘗試把我從我的同事裡孤立出來的日子的，是我在這次行動前和每個人建立起來的關係。我們的友情比危險的政治性行動更加重要。支持、安慰、處理關係的建議、商量回國見家人的討論和怎麼適應美國這些事情組成了我們的友誼。我們每天都努力變成更好的人，值得別人的關心，為別人負責，來建立起可以避免管理層攻擊的情感紐帶。那些浸泡著互助和團結的時光在友誼面前被證明是值得的。
聯合抗爭的心理和情緒上的代價儘管很大，也給我們換來了很多東西。我們現在被各自授權了帶薪休息的資格，並且擁有了相對公平的職員安排。
這些是轉變性的勝利嗎？對我來說，我還擁有這份工作就很幸運了。
我沒有被炒，但是整體的收穫卻是值得懷疑的。我們的道德感受到了破壞。我們感到我們獲得了一些尊重，並且得到了一些抗爭經驗；儘管這些並不是什麼有形的可以被計算的東西。但是不這樣想的話，我們的組織行動就徹底死亡了。
但是參與這種必要的抗爭是很重要的。首先，這件事情給工作上的種族主義，還有醜惡的官僚系統帶來了恐慌。抗爭讓他們知道，我們會聚到一起，我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會得不償失。這讓他們變得不那麼傲慢，也給了我們一點尊嚴。
我們在養老院這樣一個為了精神上流離失所的老人而構建的環境裡生活；大量生產的飯菜、無數的規則和負責量化生產的工人，在美國的廢料堆上逐漸消亡。在這種混亂裡，我們有時會失去自己的一部分。大概只有在被偷走的時光面前團結起來，我們從未想失去的東西才會失而復得。
本文為原作者授權尖椒部落發佈。翻譯：明燚。標題為編輯所擬。
原文：
Caring on Stolen Time: A Nursing Home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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