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五一勞動節，香港人對它格外陌生，一些生意人更將之包裝成購物旅行的狂歡節慶，下場與聖誕節大同小異。馬來西亞健筆朱進佳重溫勞動節由來，告訴你五一原是腥風血雨的紀念日，鮮血在130年前的美國流下，為的是打工仔爭取八小時工作制。130年過去，香港人依舊沒有工時保障，標準工時委員會內商家橫行，今年舉行的第二輪諮詢對政府更全無約束力。連130年前的訴求也不能落實，落後至斯，某個層面上我們確實依然活在男留辮女紮腳的老舊時代。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為八小時工作運動奮鬥而得勝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擴張團結精進奮戰的日子，不是工人歡欣鼓舞點綴升平的日子。」——李大釗（1922年5月1日）
每年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在我國馬來西亞，這天也是公共假期。儘管當權者希望人們把五一勞動節這天僅僅當作一般歌舞升平的節慶假日，但是慶祝五一的意義卻遠遠不是如此。紀念五一勞動節，並不是為了「感恩」工人為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的付出，而是為了召喚百多年來現代工人運動經歷無數犧牲而爭取回來的有血有淚成果，團結抗爭，以及鼓舞世界各地繼續為捍衛基本權益、實現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而聯合起來，堅持抗爭下去。
五一勞動節源於工人爭取縮短工時的運動
五一勞動節的起源，是十九世紀工人爭取縮短工作時間的運動。爭取「每天八小時工作制」或「每周工作四十小時」，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代勞動者的重大訴求。當時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在工業革命推波助瀾下迅速發展，但是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卻被逼長時間工作，領取低微薪資，而且工廠使用童工的現像相當普遍。
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最早於1810年提出「十小時工作制」，並在位於新拉納克（New Lanark）的紡織廠首先實行此縮短工時的制度。歐文後來於1817年進一步提出「八小時工作制」，他所倡議的「八小時勞動、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成了後來工人運動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流行口號。
澳洲工人是最早成功爭取到八小時工作制的。1856年4月21日，墨爾本的石匠和建築工人進行罷工，從墨爾本大學遊行到維多利亞議會大樓，舉行集會和娛興活動，表達爭取每天工作八小時的訴求。這次的直接行動，為當地工人贏得了在沒有減薪下落實八小時工作制。這場原本只打算舉辦一次的勞動節活動，鼓舞了澳洲工人接下來每年都舉行一天罷工，去慶祝勞動節的傳統。
在美國，1835年費城工人舉行了北美洲的第一次全城大罷工，爭取提高工資以及「十小時工作制」，提出「朝六晚六，十小時工作及兩小時用餐」的訴求，罷工三個星期後為當地政府所接納實行。翌年，美國工運開始提出「八小時工作制」主張。
全世界工人階級共同的行動綱領
美國的第一個全國勞動組織「全國勞動聯合會」，於1866年8月的首次大會上通過決議案：「為了把這個國家的勞工從資本主義奴役中解放出來，當前首先且必要做的，就是通過立法，規定美國所有州屬的正常工作天是八小時。我們決心付出我們所有的力量，直到獲得這光榮的成果。」
同年9月，馬克思等人創辦的「國際工人協會」（又稱「第一國際」），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呼應美國工人的訴求，在《限制工作時間》的文件上提出如下見解：
「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這樣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的話，改善工人階級狀況和使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一切嘗試必將毫無成效。……代表大會提議把八小時作為法定工作日的限度。規定這種限度乃是北美合眾國工人的普遍要求，而代表大會則把這一要求變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共同的行動綱領。」
儘管美國國會後來於1868年通過在政府部門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令，但是好些政府部門在縮短工時之際卻減少工資，而且很多聯邦政府部門也不遵從總統所發出的不准減薪指示，結果無法實現縮短工時的意義。
從「乾草市場暴動」到國際聯合行動
1884年，「美加有組織行業及勞工聯合會」（現「美國勞工聯合會」前身）在芝加哥舉行的大會上通過決議案，主張於1886年5月1日正式落實八小時工作制。
1886年5月1日當天，成千上萬美國工人展開罷工並上街示威，疾呼：「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歸自己！」在芝加哥，至少有3萬工人罷工，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人潮更多。
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動警察鎮壓示威者，兩名工人遭警察開槍打死，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5月4日，發生了「乾草市場騷亂事件」，警察暴力驅散示威人群時，發生不明身份人士向警察投擲炸彈，炸死7名警察，而警察則開槍打死了4人，另有逾百人受傷。政府和資本家聯手在乾草市場事件後加劇打壓工會，8名活躍人士在沒有證據下被法庭判刑，其中7人被判死刑（後來2人獲得緩刑免死，一人在獄中自殺身亡），1人被判監禁15年。
1889年7月，紀念攻佔巴士底監獄一百周年之際，「第二國際」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會上通過了《五一節議案》，呼籲各國工會組織和工人政黨，在翌年5月1日紀念芝加哥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抗爭，舉行國際抗議活動。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主要城市都有工人罷工和群眾示威，提出當時各地工人的訴求，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作條件等。
此後，每年以罷工及遊行集會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活動，擴散到世界各地。在亞洲地區，1920年中國在北京首次舉行紀念五一勞動節的群眾活動，1923年印度在馬德拉斯（今清奈）首次舉行五一集會。至於馬來西亞，紀念五一勞動節的群眾活動也應該可追溯到1920-30年代。
也是左翼社會活動家的卡爾‧馬克思之小女兒愛琳娜‧馬克思，1890年在英國倫敦海德公園首次舉行的五一勞動節集會上發表演說：
「社會主義者認為，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是首要且最直接應採取的步驟……這不是終點，而是鬥爭的開端，為支持八小時工作制而僅僅到這裡示威是不足夠的。我們不應像一些基督徒那樣，犯罪六天後第七天到教堂懺悔，反而是我們必須每天為這事業發聲，並讓人們，尤其是我們所接觸到的婦女們，都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
儘管十九世紀勞動人民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遭到重重阻撓，工人運動並沒有因而退卻。經過多番努力，八小時工作制已成為全世界工人最基本的權益保障。五一勞動節也因此在工人運動及底層人民反抗壓逼的鬥爭中，起了重大的象徵意義。除了每天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立法、工人成立與參加工會的自由、退休金制度、失業援助金等基本勞工權益，也都是過去百多年來世界各地工人運動所爭取回來的社會成果。
當權者試圖抹殺五一意義
在冷戰時期，斯大林主義官僚化政黨執政的國家，如蘇聯，紀念五一勞動節僅僅是經過官方精心編排的年度閱兵禮遊行儀式，已失去工人戰鬥精神。至於在好些受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控制的地方，紀念五一勞動節的活動卻是被禁止的，包括了當時被仍被英國殖民的馬來亞。尤其是當英殖民政府於1948年頒佈緊急狀態後，馬來西亞工人運動遭到當權者殘酷鎮壓。甚至在獨立後，仍然有很多工運和左翼人士因主辦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領導工人爭取權益的抗爭，而遭當局援引《內安法令》逮捕及無審訊拘留。
直到1972年，馬來西亞政府才承認五一勞動節，並遲至1979年才宣布五一勞動節為公共假期。不過，一直以來不斷偏幫雇主壓榨並壓制工人的政府，並無意讓人民理解五一勞動節的實際意義，而是竭盡所能地去誤導、麻痺及愚弄，只要人們把五一這天當作普通的公共假日，主辦家庭日、宴會聚餐或為國家領袖歌功頌德的集會，去掩蓋社會上的階級矛盾以，遮蔽紀念五一勞動節的真正目的。
由馬來西亞民間進步黨團組成的「五一委員會」（Jawatankuasa May Satu），自1994年以來，每年風雨不改地舉辦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公開集會，通過發表《五一宣言》提出國內普羅人民的訴求，延續了喚醒底層人民聯合抗爭的傳統。今年也不例外，五一委員會打出「工人為先，拯救馬來西亞」的主題，於勞動節當天在吉隆坡舉行集會遊行。
八小時工作制已「過時」
五一勞動節源於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工作八小時於當今幾乎在世界各角落已經是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保障。但是在好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由於工資低而被逼加班，致使很多工人每天工作長達10到12小時，變相腐蝕了工人的基本權益。
1980年，政府根據《1955年勞工法令》制定的《加班時限條規》，將加班時限從每月32小時增加到每月64小時，到了1991年經馬哈迪政府修訂，更是增加到每月104小時，也就是每天加班可達4小時。
很多工人會加班，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加班，而是他們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領到的工資並不足以維持日常生活的開銷，而被逼加班。就算有了最低薪金制，但是政府設定的最低薪金水平非常低，再加上大批權益更加沒有保障的移工流落在馬來西亞打工，導致所有工人的工作都沒有保障，工資也持續壓低。
有些工作如保安人員，更是沒有選擇的一律被逼工作12小時。如此長時間工作，剝奪了工人休息和娛樂的時間，也少了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休閑的機會，更遑論進行自我提升、改善生活質素的活動。此外，長時間工作加上欠缺充分休息，導致工人體力不足表現下降，從而也影響了生產力。
相距十九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我們現在已經過了百多年的時間。百多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也日益提高。當機械、電子器材等科技取代人力去進行好些工作程序時，意味著生產同一產品所需的人力勞動量跟著減少，也表示一個工人毋須工作那麼長的時間。所以，每天八小時工作已經「過時」，一個工人所需要工作的時間應該變得更少，也就是在工資沒有減少的情況下每天只須工作六小時或更少。工時的減少，也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而工人也因獲得更多閑暇時間去從事自己喜好的事情，提升生活質素。
但弔詭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下，機械取代人力卻意味著工人的生活條件愈來愈糟，因為大批工人陷入失業。而當大批工人失業的時候，仍在就業的工人則被逼忍受低工資。工人因失業或低工資而造成的收入減少，不夠收入去消費，就會出現廠家生產過剩，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結果是底層人民成為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資本主義危機不是因為匱乏，而是過剩
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出現經濟危機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匱乏，而是過剩。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主張徹底破產，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抬頭，通過政府干預拯救了資本主義經濟。凱恩斯主義主張通過政府進行大規模投資並提高工人工資，刺激社會總需求，讓低靡的經濟恢復生機。這種經濟主張在二戰後的三十年在歐美國家盛行，當時可是歐美經濟一片繁榮的黃金時期，加上冷戰的形勢及各國工人運動的壓力，福利國制度也在這些國家確立起來，無疑大大改善了工人的處境。
不過，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伴隨著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而橫行時，很多工人抗爭贏得的成果開始受到威脅與侵蝕。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徒們，鼓吹資本家利潤至上，政府必須減少對資本的管制，降低向富人財團徵收的稅款，私有化公共服務去提高「效率」，結果壓榨工人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普羅人民被逼付出更多錢去「贖回」他們所應享有的基本服務，造成貧富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衍生更多社會問題。
過去近40年來，在打著新自由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下，世界各地底層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因為空前的社會財富而有顯著改善，反而是每況愈下。好些國家勞動人民的購買力，最後要靠銀行借貸去維持。工人由於工資低而買不起房屋、代步的汽車，甚至是家具等日用品，被逼向銀行借錢，欠下一大筆債務。
債務纏身對工人的最大威脅，就是大大降低了他們的戰鬥性。由於深怕失去工作而無法還債，導致工人在本身權益受到剝奪時也通常不敢作出反抗。
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過剩的危機周而復始的出現，由於投入在實際商品生產的資本已經無法換到更多的利潤，富豪財團們就把資本轉移到不事生產的領域中——金融業。隨著金融資本的不斷擴大，投機炒賣的活動更加猖獗，過度積累的資本在沒有任何實際生產的過程中循環，為金融泡沫及危機不斷發生的埋下禍根。當金融危機爆發時，金融巨鱷和大資本家們可以在政府動用公帑救市下全身而退，但是到最後要為危機買單而承受種種惡果的又是底層勞動人民。
合約工制度：工人無就業保障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不斷，也導致近年世界各地工人的就業保障愈來愈脆弱。現在正流行著的「勞動力非正式化」、「合約制勞動」、「勞動力外包」等名詞，都是工人沒有就業保障的最新代名詞。在我國，政府於2011年的《1955年勞工法令》修訂中，正式合法化勞工外包制度，承認勞工中介，讓雇主可以通過合約工制度推卸保護工人權益的責任。非季節性的工作也可以「臨時工」的合約方式雇用。
在合約工制度下，工人沒有就業保障，也就是飯碗朝不保夕，而且還無法享有其他固定工所享有的權益，如醫藥津貼、房屋津貼、有薪假期、退休金等。除了在私人領域，政府部門雇用合約工的情況也愈來愈嚴重。目前至少有50萬人是在政府各部門底下以合約工形式工作，如在政府醫院和學校擔任清潔工人、保安人員等，他們都是屬於我國最低40%家庭收入群（B40）的一份子。
五一勞動節與工人自我解放
當年工人運動爭取縮短工時，就是要讓勞動者們可以有更多時間休息及從事自己所喜好的活動。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是底層勞動人民實現自我解放的重要條件。如果長時間出賣勞力（無論是體力還是腦力）埋頭從事對自己沒有實質意義的工作，不僅在不斷消磨損害勞動者的身心，也導致他們沒有時間去聯合其他勞動者組織起來，為勞動者階級的自身命運尋求出路。
正是因為懼怕勞動者們組織起來去改善工作條件並形一股挑戰資本建制的社會政治力量，當權者一直以來都不斷打壓勞工運動，打壓不來就收編工運領導或扶持工人貴族，當工人運動的力量去到無法抵擋的程度時就被逼作出重大的讓步，促成種種社會改革。
今天世界各地工人所享有的基本權益，都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資本家大慈大悲或良心發現而施舍給我們的，這些都是過去一代又一代勞動人民犧牲青春、自由及生命去爭取回來的。爭取更多的權益，就是要打造勞動者真正擺脫剝削、實現自我解放的更有利條件。
五一勞動節的意義所在，就是不斷地喚醒著自現代工人運動誕生以來，世界各地勞動人民為了擺脫剝削、反抗不公而無畏無懼進行抗爭的精神。這一天也是提醒著我們，捍衛工人與普羅民眾權益的社會抗爭不能鬆懈下來。這艱巨的抗爭，也不是五一勞動節一天的遊行示威就可完成，我們還得回歸到日常生活中不斷對資本霸權作出挑戰衝撞，通過堅持不懈的政治教育、基層組織及社會動員，朝著真正自由、平等、民主及勞動者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社會而前進。
五一勞動節這天，工人不需要你去感恩他們付出多少血汗，因為你的感恩只是在合理化資本主義制度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壓逼。勞動者及受壓逼底層人民的出路，不是來自你的感恩，而是勞動者及底層人民的聯合起來，通過社會抗爭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去實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