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外賣市場近年慢慢形成，呈現出Foodpanda，Deliveroo和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為了搵兩餐，一班騎手穿插於大街小巷送外賣，就算是紅雨等風雨交加的日子仍然會被平台要求上工。而近來反送中運動的最新情況，則是騎手要在催淚煙之中繼續工作。不少人吸入毒氣後不懂自救，但平台除了提醒「注意安全」外並無提供任何實質支援。對此，一眾外賣騎手的想法如何？對於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騎手們所知多少，又是否關注？《惟工新聞》刊出這篇講述外賣騎手在反送中運動中工作情況的投稿。標題為編輯所擬。
今個夏天，在香港送外賣
短短三兩年，香港的外賣平台已經經歷過一場不見硝烟的市場爭奪戰，形成了Foodpanda、Deliveroo、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消費者除了要支付平均每單15到20港元不等的配送費用以外，還要承擔一些相對隱形的成本。根據筆者觀察比較，同一樣食物在外賣平台上的價錢往往比在店面就餐時候要高，又或者同樣價錢但是數量減少，例如四隻雞翼變兩隻雞翼。儘管如此，平台亦深知消費者心態，除了落力打廣告以外，安排高峰時段免運費，或者打折優惠，吸引不少人願意一試。
在催淚彈放題中送外賣
香港消費者逐漸熟悉這種無論是炎炎烈日還是風雨交加，都會駕駛着電單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工作的外賣騎手。其實除了看起來很有型的電單車手，外賣平臺亦會「僱傭」walker（步兵）。香港的外賣員，有不少是少數族裔人士，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等國家。他們其實大部分已經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能聽懂廣東話，不少人亦直言已經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
近三個月來，抗議活動遍佈港島九龍，均是外賣訂單較爲集中的區域。那麽，如果遇上抗議活動以及警民衝突，這些外賣平臺和外賣騎手又會怎麼辦呢？
筆者靠近的時候，騎手M正拿著一罐「魔爪」不停地灌。他告訴筆者，最近經常因爲搶不到白天的班次，只能拿到傍晚6點至凌晨4點的班次。他抱怨，凌晨時分點外賣的人，經常等等下就會瞓着，導致打電話唔通。他就要向平台報備，非常麻煩。他亦提到，女兒才幾歲，一家四口都等著他這份工資去養，生活壓力非常大。
在Deliveroo和Foodpanda都有兼職的騎手K告訴筆者，最近每逢周末，一旦有遊行示威活動，Deliveroo方面會暫停接受整個區域的訂單，而Foodpanda會暫停區域内某一條或幾條街道的訂單，維持同區其他街道的運作。但無論如何，騎手只能被動地接受安排，平台方面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補償。
騎手S告訴筆者，自己一度吃過催淚煙，當時正在開車送外賣的路上，離催淚彈發射的街道約200米遠，已經感受到催淚彈的威力，雙眼不停流淚，唯有迅速駛離現場。筆者又問S是否知道接觸到催淚煙之後如何處理和自救，S表示不知道，除了偶爾發送一些類似「注意安全」的提醒信息，平台沒有向騎手提供相關的實用資訊處理突發狀況。
那麽騎手又是怎麼看待現時香港的局勢呢？筆者趁訂單空檔詢問騎手的時候，不少人都會反問筆者「到底最新情況係咩？」「林鄭月娥到底撤回左送中法未？」「點解撤回了還要繼續進行示威？」筆者均會一一作出解釋，當對方瞭解到運動已經不僅僅是關於撤回惡法，更是針對警察在拘捕和審押過程中過分使用暴力、反對暴動定性等問題。騎手都會認真聆聽，直至他們的手機響起下一個訂單的提示音。
騎手B是香港本地人，他表示自己的親戚有參與示威抗議活動，自己甚至一度提早收工去「接放學」。而家庭關係方面，他的父母是淺藍，他自己是黃，所以平時回家吃飯，大家都很默契，不談論政治。
已經在香港生活了7年多的騎手R已經入行2、3年，他形容這份工作可以賺「good money」，不過最近比較煩惱未來是否仍然選擇定居香港，因擔憂中國政府是否會用强硬手段介入和打壓香港社會，他亦問筆者，「2047年之後，香港會變成點樣？」
8月初，筆者曾在不同區域向騎手派發罷工文宣，大部分南亞裔及本地的騎手都表示知道關於罷工的消息，亦口頭上表示支持罷工，而8月5日罷工當天，筆者走訪個別外賣騎手聚集的地區，確實觀察到上工的騎手比平時少了一半，但是亦有可能是因爲受到當天食肆停業的影響，騎手無工可開。筆者詢問個別騎手的意見，他們認爲示威游行活動顯然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既然住在香港，就「梗係想香港好」。至於香港怎麽才會變好，騎手其實也無從談起。即使内心支持香港爭取民主，也並不會落場參加游行示威，唯恐被警察抓捕。只有極個別騎手瞭解並支持整個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而大部分尤其是少數族裔的騎手，困於每日奔波，以及新聞資訊方面的語言障礙，未能有時間和精力去瞭解細節，但如果有人願意爲他們提供信息，他們也是願意瞭解的。
「幾好撈」VS「揾命博」 平臺經濟的功與過
不可否認的是，外賣平臺興起之初，外賣員的確「幾好撈」，如果是全職，一個月收入甚至可以達到2萬到3萬元。但當紅利時期過去，如果仔細研究外賣員的收支賬面，就知道「幾好撈」背後係「揾命搏」——長工時，甚至要跑通宵更，紅雨都照去。此外，外賣員由於是自僱人士身份，亦要自己承擔不少成本。正如香港討論區上某位師兄的留言：「你冇計錯，車要自己出，牌費，燕梳（保險），電油車呔維修保養，手停口停，你又冇勞保，又冇有薪假期，仲有咁多新人入行，個餅分薄咗，蝕水冇人會補貼。唯一一樣嘢，收入多咗唔使報稅。」
反觀平臺精心設計的評價系統和等級系統，在其算法監控之下，外賣工人要提前報更（和「想什麽時候工作就工作」的説法完全不一致），工作中不僅要保證較高的接單率、準時率，還要保證顧客滿意地給自己打上五星好評，因爲好評率越高的外賣員，越有機會獲公司派長班。如此嚴格的勞動控制之下，平臺卻仍然心安理得地走法律的漏洞，認爲外賣員和平臺的關係並非僱傭關係。不少外賣員都沒有簽訂僱傭合約，其身份和散工無異，亦不會得到任何勞工保障。筆者所接觸到的大部分外賣員，都認爲自僱能夠給自己相當大的自由度。只是，當筆者問及其日常生活，他們又坦言除了送外賣和睡覺，基本沒有空餘時間給自己。
香港現時的社會抗爭固然乃燃眉之急，但是前綫抗爭以外，社運人亦掙扎苦惱與如何與數量龐大的基層打工仔女連結起來。在香港揾食的基層打工仔（無論來自哪裏），尤其是大量自僱人士，除了由於工作繁忙，也因爲沒有及時有效的信息渠道，未能對時局以及打工仔的整體狀況有所瞭解。打工仔「手停口停」不應該成爲社會運動捨棄他們的理由，反而應該有一群人，負擔起「見縫插針」的角色，關注他們的工作情況，同時創造條件，令到打工仔有更好的渠道和機會關注社會事實。
（為了保護騎手免受平台監控和追究，本文對於某些人名及地點進行了模糊化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