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極端貧窮及人權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在2018年11月到訪了英國和北愛爾蘭，於今年4月向人權理事會報告當地政府的貧窮政策和計劃是否符合其人權義務。
調查發現，英國作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及國際金融中心，雖然失業率相當低，但有五分一人口（約1400萬人）陷於貧窮。當中400萬人在2017年收入不足貧窮線一半，150萬人經歷極端貧困，難以負擔基本生活必須品。自從2010年英國政府大幅改變經濟政策，二十年來處理兒童和受養者貧窮的進展已被沖散。據估計，兒童相對貧窮率由2015至2021年將增加7%，整體兒童貧窮率將達到40%。換言之，到了廿一世紀，英國每兩名小童中約有一人陷於貧窮。報告直指這不但令人蒙羞，也是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巨大災難。
婦女、老人、殘障人士陷於貧窮 食物銀行由29間增至2000間
雖然官方拒絕承認這一事實，但報告指情況有目共睹。無家可歸問題由2011至2017年上升了六成，街頭露宿情況則由2010至2018年飆升了165%。慈善組織Shelter估計英國現時有32萬人無家可歸，另一慈善組織Crisis最近的調查則認為2萬4000人正在路邊和公共交通工具露宿，高於政府估計的數字兩倍。單單2017年英格蘭和威爾士便有600名無家者死亡，相比五年前高出24%。
同時，120萬人正在輪候社會房屋，每年卻只有6000間房屋落成。另一方面，英國在金融危機時只有29間食物銀行，現時已增至2000間。
政府政策往往加深而非解決性別層面的貧窮問題。2018年，女性平均比男性每小時收入低17.9%，佔了低收入工人六成，並且不成比例地從事兼職工作。報告指出，單親家庭的家長有九成是女性。這些家庭比一般家庭多兩倍機會陷入貧窮，而一半單親家庭中的小孩則處於貧困。自2011年起，一些較落後的英國地區的女性預期平均壽命便沒有再增長。婦女人口比例中最貧窮的20%，更錄得壽命下降的情況。
政府的改革亦拒絕為殘障人士提供資助，甚至把不適合的工作硬推給他們。對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援減少；老師的實質工資被大幅削減。
縮減預防性開支 將貧窮人口推向就業市場當解決問題
多年以來，英國政府從來沒有隱瞞他們希望將大眾的價值觀轉為個人責任，同一時間限制政府的支援，將所有心力集中在令人工作。這個情況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可謂變本加厲。報告指英國人的憐憫之心已經被一套苛刻和冷酷無情的方法取代，用以規管那些難以在社會上生存的人。同時，改善英國低下階層生活的關懷則讓位於對社會盲目服從的心態。對一些人而言，查理迪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十九世紀的濟貧院，正由英國勞動部以一個電子化和淨化了的方式重現。
這種基於意識形態而非經濟的開支緊縮，可以在英國的財政預算看到。先不論各種福利的成本，政府每年用以紓緩和減少貧窮的開支便有780億英鎊（約7634億港元）。在公共服務花費的每5英鎊有1英鎊是用以修補貧窮對人造成的傷害。削減對預防服務的資助，意味著人們的需求沒有得到處理。當這些人陷入危機後，政府則將責任推給成本更高的部門，例如急症室和昂貴的臨時房屋。
2010年，英國政府揚言將透過向地方當局削資的方式，徹底改變英格蘭的公共服務。當地政府繼而減少服務，關閉了大量公共設施和將更多服務成本轉嫁給難以負擔費用的用家。結果，2010至2018年間，超過500間兒童中心倒閉，2010至2016年間超過340間圖書館關門，8000份圖書館工作流失。這些服務因為多種原因對身處貧困的人特別重要，例如它們提供了電腦和安全的社區空間。
一位市議會的領袖表示，當地方政府被強迫減少預防服務時，對成本更高的危機介入服務的需求卻出現增長。由2011至2017年，缺錢的地方當局減少了46%（5億9千萬鎊，約58億港元）預防性質的房屋服務，卻增加了58%（3億6千萬鎊，約35億港元）房屋方面的危機支出。
自2012年，法律援助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急劇減少。《法律援助、判決和犯罪者處罰法案》（Legal Aid,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Act，The LAPSO Act）使大部分住屋、家庭和福利個案無法再申請援助、調高合資格門檻和以電話線代替親身建議。結果，民事方面的法律援助個案由2010至2018年間大幅下跌了82%。大量窮人難以有效地申請和落實他們的權利、失去關鍵的政府支援，有些人甚至失去子女的監護權。由於不少能夠透過法律方式解決的問題未獲處理，極端貧窮的問題在失去申請法律援助的途徑下急速惡化。
公共交通工具私有化後價格上升 報告直指違反人權
另一方面，特別報告員也在鄉郊地區聽到大量投訴，指私有化的和倫敦外的公共交通去規管化令鐵路收費難以負擔，不少巴士路線亦被取消。社會隔離和無法負擔基本交通工具，對工作、學校、醫療和社區參與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報告指出，將人們遺棄於一個影響其生活各方面的私人市場，而不考慮他們享用這些服務的最低標準，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關於水、能源和公共交通工具的私有化研究顯示，這些基本生活需要的價格不但大幅上升，低收入家庭享用這些必須品的權利亦被限制，資本投入也嚴重不足。一項研究則總結，指「提供基本需要的私人供應商正以犧牲一般家庭的前提下，不斷削減資本開支和榨取收入」。
救濟金轉全數碼 申請人湧圖書館尋求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宣布成立的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理應成為關鍵的解決方案。統一福利救濟金將六種不同的救濟金合而為一，在原則上相當合理。然而，報告認為救濟金在不少設計和推行問題上都使人懷疑它是否能發揮適切效用。
調查報告提及統一福利救濟金的設計造成了不合常理而且災難性的五週延遲時間，設於人們提交申請到獲得援助的時段之間。這個實際上能夠延長至12週的等候期，使原來已經身處危機的人陷入負債、欠租等困境。面對龐大的社區壓力，英國政府將問題指向預付金的選項，並表示「沒有人需要為資助等待」。然而，政府的說法純屬誤導，因為這筆貸款是由原來已經微薄的救濟金扣減出來，有機會加劇受助者的貧窮問題。
統一福利救濟金也是英國政府首個「數碼預設」（digital by default）的服務，將社會上最脆弱的群體推上全國性實驗。事實上，政府一直強調替代性的申請路徑要保持最低，「數碼預設」更接近「只限數碼」（digital only）。統一福利救濟金對弱勢婦女、老人、不諳英文的市民和殘疾人士製造了一道數碼壁壘。
數碼科技的支援實際上被外判給公共圖書館和民間姐織。當圖書館的預算在全國被大幅削減時，他們還要處理新湧入的救濟金申請人。很多申請人依賴的民間組織和慈善團體本來也面臨資金不足等壓力。
英國政府否認貧窮狀況 指失業率四十年最低
面對如此嚴重的情況，英國政府接近無動於衷。除了國務卿承諾將嚴肅看待報告外，首相本人並不同意報告的初步陳述，英國勞動部部長亦對報告的語言「深表遺憾」。
英國政府指出，該國失業率為40年最低，相比2010年多了330萬人正在工作。另外，首相文翠珊向國會表示︰「今天英國只有少了100萬人陷入絕對貧窮，少了30萬小童陷入絕對貧窮和少了63萬7000名兒童生活在失業家庭，全都是有紀錄以來最低。」
然而，聯合國的報告回應指失業率低並不能掩蓋貧窮的事實。英國的就業增長部分來自工作人口的增長，而2010年亦是全球經濟低點，政府的就業統計自然會回升。更加重要的是，有工作並不代表脫離貧困：英國接近六成陷於貧窮的人來自就業家庭。令人驚訝的數字還有280萬貧窮人口生活在所有成人都有全職工作的家庭。報告提到，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僱員的實質收入中位數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
另外，報告承認英國的「絕對」貧窮的確有所下降。然而絕對貧窮本身是選擇性和廣受批評的指標。英國政府始終未有制定一套官方的貧窮統計口徑，而獨立的調查則普遍同意貧窮情況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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