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最近英國脫歐限期接近屆滿，首相文翠珊多次向英國國會提交方案無果，脫歐與否再次鬧得沸沸揚揚。有人要求發動再次公投，希望可以推翻上次公投結果；有人雖然接受大筆歐盟撥款以改善社區環境，卻支持英國脫歐。
究竟這些看似「反骨」的脫歐者如何理解脫歐議題呢？他們認為支持脫歐是源自於對集權式的歐洲政府和歐盟官員的不滿，更重要的是對英國國民現時工作條件、生活質素和社會福利的不滿的表現。惟工新聞翻譯這篇刊登於counterpunch的文章。
塔寧頓（Thanington）是位於坎特伯雷（Canterbury）邊緣的貧困地區，由於該區的罪案和暴力事件高企，以往被稱為「小貝魯特」（Little Beirut）。
當地居民卡羅琳‧亨吉（Caroline Heggie）說︰「當我1998年搬來時，（街上）一半的房屋都是空的。40間房屋中，20間因為社區內的反社會行為而丟空。我入住的房子的窗戶之前也被一支弩箭射破了。」
在塔寧頓住了59年的教學助理迪‧哈金森（Di Hutchinson）也同意：「我們社區的名聲曾經很差勁。」
塔寧頓當時沒有社區設施，連兒童遊戲小組所用的玩具都要存放在公墓旁的掘墓人家裡。惡劣的社區環境令群眾的怒氣不斷累積，最終在90年代後期激起一場騷動。一位當地的社運分子說，他由於反對青年在街上「爆樽」，並將一整袋破玻璃瓶交給涉事人的母親，家裡被人丟磚頭，信箱也被塞過爆竹。
二十年前受助於歐盟 基礎建設大幅改善
曾經是該區居民，從事房屋和無家者議題的保羅‧托特（Paul Todd）說︰「差不多20年前，塔寧頓因為得到歐洲振興預算的大額資助而重生。」該撥款幫助市區造大範圍的維修，包括重建市政住房的屋頂和翻新房屋的浴室和睡房，令住在市政房屋看起來被私樓還要好。除此以外，用作振興社區的錢還籌建了一幢社區中心，當地居民稱為「資源中心」，提供康體和托兒空間。
自社區中心建成後便負責管理該處的寶拉‧史賓沙（Paula Spencer）補充，歐盟「支付了2百50萬鎊來修理民居和解決鼠患。以往牠們會咬破你的遊戲機後消失無蹤。」自從連串復興計劃開展後，罪案和反社會行為下降了5成。新搬來的住戶亨吉說她之前一直擔心弩箭事件重現，但「除了車廂的窗破過以外，現在還相安無事」。
歐盟的干預令塔寧頓擺脫了「小貝魯特」這個暱稱，但當地的居民卻抱怨他們自此以後再沒得到公共投資，而問題已開始浮現。該區2794個居民大多從事低收入工作，要不是在坎特伯雷周邊做清潔工和超市售貨員，便是領補助生活。居民教育程度低，文盲率高企，很多單親家庭更是由婦女支撐。即便如此，居民和區外人都同意，塔寧頓仍保持著相當強的集體團結。
「鄉村的認同仍然保留了下來。」托特說。他的親戚仍在該區居住，並對其他居民抱有很深的感情。「鄰里之間都沒有秘密。」
撥款耗盡 小鎮居民再次成為被遺棄的一群
當我們認識到唯一保育這個脆弱小社區的國家機構是歐盟，了解為何大量塔寧頓居民在2016年脫歐公投選擇「離歐」便非常有價值。表面看來，一如很多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貧困地區一樣，這些居民的行徑是一種無法解釋的社會經濟自殘例子。然而，正是這些地區的高脫歐比率令脫歐公投壓向了其中一邊。因此，了解居民壓倒性的投票意向相當重要。這些選票是受反對移民的情緒決定，還是「被遺棄一群」的集體抗議？
根據認識該區30年的托特所說，大部分塔寧頓的居民投票脫歐的原因是因為既貧窮又感到被忽略。托特指：「居民都假設移民影響了他們的前景。我不覺得他們知道塔寧頓有多受益於歐盟。歐洲振興計劃的金錢確實為住房質素帶來巨大的改善，為一些房子帶來了重生的機會。但很多人想減少移民，也有一些人覺得那些想發動第二次公投的言論表明了他們的訴求根本沒有被認真看待。」
在塔寧頓住了十年的布列特‧貝拉斯（Brett Bellas）是一個住宿服務工人，育有5名子女。他同意該區的居民都感到被當局忽略。布列特指出，塔寧頓的全名其實是「塔寧頓（在中世紀坎特伯雷城牆）外圍」（Thanington Without）。而區內居民流行的笑話，則把這個名字改成「不受眷顧、無希望和錢的塔寧頓」（Thanington Without Prayers or Hope or Money）。「大家說著玩。」他解釋說。「但對我來說（它代表了）這裡嚴重缺乏（公共）投資」。
毒品、槍擊案重現 激發小鎮居民的憤怒
經歷數年無家可歸和打零散工才來到塔寧頓的貝拉斯沒有提到也可能不知道歐盟振興該區的努力。但無論如何，援款的影響已接近耗盡，而衰老和不穩的跡象也開始出現。
「這地方相當貧困。」他說。「很多人有濫藥和酗酒的問題，還有愈來愈多因為反社會行為被驅逐的家庭遷往這裡。當然任何人都有權來住，但對該區來說算不上是一件好事。」
「剛過去的夏天，有很多由倫敦來的人到這裡賣毒品。他們搬進房屋後便恐嚇住客要幫他們散貨。這些人駕著平治房車，出入高檔的酒館，跟這區格格不入。然後便是夏天的那場槍擊案，都是直接由這些人引起，而且還發生在我們家附近。」
「問題是這區沒有資助和警察巡邏。每次有這些事發生後才會看到幾個巡警。我的孩子現在不會在街上玩了。雖然鄰居和他們的小孩我都認識，但真不知道有甚麼我不知道的人到區內來賣毒品。我家旁邊的房子之前便住了一個海洛英的拆家，六週之內，不斷有人敲我家的門打算交收毒品。我足足打了50次電話才把事情擺平。」
貝拉斯提到的槍擊案發生在去年7月19日。兩個蒙面男子在塔寧頓戈德溫路射傷了丹尼‧莫比（Danny Mobey），後者重傷送院。
貝拉斯投了「脫歐」。他不認為這跟移民有甚麼關係，並說作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對民主和反抗的力量轉移到集權式的歐洲政府和無授權的官員的不滿。他說︰「我就是覺得這種聯邦政府隱藏了一些不見得人的邪惡秘密。」
對於脫歐後的經濟後果，他態度樂觀，認為德國、法國和西班牙還是會向英國銷售貨物。他說很多他認識的人投票脫歐都受到「脫歐派承諾會額外注資3億5千萬英鎊到國民保健署（NHS）」影響。貝拉斯兩個最主要關心的問題是治安和國民保健署的衰落。他的妻子在國民保健署任職護士，而他害怕政府會把該署私有化。
「忘恩負義」的小鎮 與作為代罪羔羊的歐盟
即使是像塔寧頓這類小區，對於暴力的察覺也會隨著街道和人而迥然不同。迪‧哈金森同意區內的情況差了︰「上個聖誕我卧病在家時看到外面正在發生毒品交易。首次目睹這些事嚇倒了我。」但整體而言，居民和區外人都覺得塔寧頓跟英國其他屋村和貧困地區的情況差異不大。
由歐盟來的財政援助和其他成員國的益處對2016年窮困的脫歐選民來說可說是毫無幫助。要不是歐盟的成果不為人所知，便是歐盟所做的事根本不足以抵銷百多萬投票者生活愈來愈高壓和不穩定的感受。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東肯特郡（Kent）還是康瓦爾郡（Cornwall）都一樣。當提及對歐盟的慷慨援助不感恩圖報時，後者更是常被提及的例子。該郡人口約53萬，由2007至2013年間，接收了歐盟6億5千萬歐羅的支助。本來在2020年它會再收到6億，但54.5%的居民卻選擇脫歐。
對移民的恐懼應該是俱使人們投票脫歐的最重要原因，但對私有化和公共設施服務外判的不滿、工作不穩、實質收入下滑、租金高企、去工業化和缺乏廉價的公共交通設施也同樣重要。歐盟和它的支持者確實可以抱怨被推成問題的代罪羔羊，事實上問題應該歸咎於保守黨不斷追求的全球化、私有化和緊縮政策。
然而，即使歐盟不需負責，卻不代表公投反映的深刻不滿並非事實。簡而言之，英國脫歐既是令英國陷入危機及其政治環境不斷惡化的原因，也是這一危機的徵狀。2016年留歐派不恰當的口號「留在一起更好」（Better Together）永不會跟那些近十年來當英國還是在歐盟當中，但生活條件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惡化的人產生共鳴。
塔寧頓作為一個縮影，有效地展示了為何英國那麼多人覺得自己正承受著多方的壓力。在很多方面而言，塔寧頓都是一個讓人覺得被重重包圍的社區。在該區的南邊，一個大型的新住宅發展項目正在動工。被視為「最能夠團結塔寧頓」的史實沙指這對該區是一個壞消息。各有750和450幢私人住宅的兩個新建社區，意味著「所有來往的交通都會經過這裡，造成大量怨氣」。停車空間將會減少，小孩亦不能再在街上玩耍了。
鼠患重現：緊縮政策迫使居民自費處理
據史賓沙所說，塔寧頓的交通接駁本來便稀少，要兩程巴士才能看到醫生，巴士更是從傍晚起才每兩個小時來一班。新區居民正在爭奪的新鐵路出口則會使塔寧頓更被其他坎特伯雷的地區所孤立。而當房價變得更貴令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家庭不再負擔得起時，家長將會帶子女離開，找尋更便宜的住處，令傳統社區土崩瓦解。
令情況更嚴重的是，低工資又不穩定的工作令很多塔寧頓的居民付不起房租和食物的錢，需要倚賴食物銀行和學校免費膳食。人們的負債也愈來愈多，「現在的公司連還款能力低的人都不放過，不斷向他們發出信用卡。」卡羅琳‧亨吉說。
塔寧頓愈見貧困的明顯跡象——這種事件可能解釋得到為何人們沒有在2016年支持維持現狀——是新近出現的鼠患。
「人們跟我說家裡的廚房、孩子的睡房和浴室都見到老鼠，到處都有人在清掃溝渠。」史賓沙說。老鼠大量滋生的來源還未找到：牠們可能被附近的建築工程趕跑，也可能是市政局不再處理堆積的垃圾所致。各種公共服務的削減令塔寧頓蒙受沉重的打擊，被放棄的服務包括滅蟲一項。
一個捕鼠工人收費60英鎊，現在居民要自費請他來處理鼠患。但要處置的老鼠足有10到12隻，因此工人不得不多來幾次。亨吉說︰「以前市政局有專職的『捕鼠人』，但隨著政府推行緊縮政策，再也沒有人管這些事了。」
翻譯原文：
A Plague of Rats: How Years of Austerity Prompted Many Britons to Vote for Br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