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2018年12月3日，大圍新翠邨外判清潔工抵達房委會，準備發起罷工抗議義合清潔公司（下稱義合）拖欠遣散費，工友最終不戰而勝，義合宣布支付遣散費。惟工新聞訪問了幾位新翠清潔工，一探她們怎樣看自己的工作，又怎樣理解外判制度。
倒樓辛苦但自由 方便雙職母親分配時間
柳姐一家在1992年搬到新翠邨，當時她還未結婚生子，在製衣廠當女工，正式成為清潔工是十八年後的事，但柳姐早已經親身接觸過這份工作，是父母的好助手。柳姐的父母在1999年開始做清潔工，二人負責新偉樓的倒樓工作，也就是從高至低逐層清理大廈的垃圾。新偉樓是舊長型公屋，樓高十八層，每層多達八十戶，全棟樓便有1440戶，絕不是一個小數目。後來爸爸患上心臟病，妹妹便頂替他的位置，與媽媽拍檔。到了2010年，柳姐也正式入行，家中兩代都是清潔工。
倒樓有什麼優勝之處？倒樓一日需工作兩更，早晚各自密集地勞動四小時，雖然辛苦，卻有其他工作少見的自由。早晚兩更之間的下午，倒樓員可以回家休息，或照料家庭，兼顧家庭和工作。身為一個母親，柳姐既要外出工作，也要打理家頭細務，倒樓是一個較能平衡兩者的職業。不少倒樓員寧願薪水低一些，都選擇留在自己居住的屋邨工作，也有這一方面的考慮。柳姐表示媽媽也贊成她入行，「我成日都幫佢手，幫幫下就入左行，佢點會唔鍾意？佢仲覺得做呢份工幾好添。」
柳姐曾帶著兒子一起工作，那時他還在就讀幼稚園，一個電視的大紙箱也能讓他樂上半天。住戶扔出來的玩具仍十分新淨，柳姐拾回家給兒子玩。兒子初中時無心向學，常常玩電腦，柳姐擔心他學壞，工作又應付不過來，便把兒子叫出來當助手。後來兒子發奮讀書，現在已經升讀大學，過年過節時柳姐工作量大增，「叫到佢幫就會幫手」。
大圍新翠邨
處理垃圾風險多 操勞易工傷
清理垃圾看似是簡單的工作，但清潔工日常需要處理種種困難。垃圾種類層出不窮，有容易割傷手的碎玻璃，也有厭惡性的大小便，柳姐卻鮮有抱怨：「做清潔實有呢啲野架啦，唔係咩叫清潔啊？」比較辛苦的時候是夏天，在高溫下工作，柳姐形容可以出汗至「褲都濕埋，真係好似浸水咁」。
公屋設有直落式垃圾槽，清潔工人可在每層樓把垃圾倒入槽，由地下的垃圾房收集。柳姐形容以前的垃圾槽「空寥寥，得一個大窿」。近年其他屋邨發生過幾宗意外，清潔工把垃圾倒入槽時不慎跌入其中，墮樓傷亡。意外發生後，新翠邨垃圾槽的槽口上才加蓋了一面不鏽鋼門，設計相對安全。
除此以外，垃圾槽也有不便之處。由於槽內空間較窄，不時有垃圾被卡住。如果是枕頭或棉被之類的物件，還可以淋水使之變重而墜下；但如果是不吸水的垃圾，便要用最原始的辦法，走樓梯逐層逐層去看垃圾卡在哪一層，把它清走後才能繼續工作，很耗費體力。
另一名清潔工阿桂已入行30年，長年操勞導致膝蓋痛，下樓梯時痛感尤其強烈。清潔工的工作環境本身也暗藏危機，容易造成工傷。阿桂之前「一字馬」式不慎滑倒，拉傷大腿，是因為兩個垃圾籮遮住了地上的水灘，阿桂一時留意不到，受傷當時更起不了身。
十號風球仍需工作險被吹走 清潔工：責任在政府
清潔工在惡劣天氣下仍需照常工作，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期間也不例外。當日風勢猛烈，垃圾被吹得亂七八糟，收拾起來加倍艱辛。阿桂憶述當時情況：「我單車連埋人都吹走去後面，嚇到我死。啱啱行過無幾耐，棵樹『嘭』一聲冧左！」山竹破壞嚴重，香港政府收到超過4.6萬宗樹木倒塌個案，在如此環境中工作，清潔工等同暴露於生命危險之中。
另一名清潔工蘭姐直指問題出自政府。她指出外判商每日都要交上足夠工時給房屋署，「話知個天冧落黎、落狗屎，你都要打卡！」正因為房屋署的這個規定，工人即使遇上黑色暴雨、十號風球等惡劣天氣，同樣需要上班。蘭姐表示：「呢啲特別日子政府應該唔需要（外判商）交工時，係政府嘅問題。」
外判制度壓榨薪金 沙田中環打兩份工才夠生活
政府實行外判制度，採取價低者得的標準，外判商為了提高中標勝算，壓低工人薪金。蘭姐以前曾在食環署工作，從當時的同事口中認識到外判制度如何剝削工人。她認為政府在招標時必須要保障工人權益，「政府應該劃一條『死線』，規定外判商俾人工唔可以低過某個數。」
外判清潔工的薪金比政府直接聘用的清潔工低，柳姐等人的月薪以往只有八千多元，前陣子加薪至9300元，才剛好能夠攀上預計今年五月生效的最低工資時薪37.5元。薪金之低，導致清潔工們寧願加班多賺幾百元，阿桂慨嘆：「無班加？無肉食添！」阿桂現已六十多歲，為了負擔家庭開銷，日打兩份工，在沙田完成倒樓晚更後，再到中環做另一份清潔工，通宵過後又接上沙田新一天的早更。說到退休，眾人卻都沒有這個打算。柳姐表示：「通常呢班人都係有得做就做，諗住退休就唔會做清潔工。」
清潔工：想人人都知呢單野 抗爭路上工人工會相輔相成
2018年年尾，新翠清潔工從舊外判商義合手上成功討回遣散費。外判商慣用一些伎倆，利用法律漏洞逃避支付遣散費，才導致原就是工友應得的賠償，卻要大費周章去追討。
當時義合的合約將於12月31到期，但11月尚未公佈任何發放遣散費的安排。據蘭姐憶述，最初經理曾與工友開會，指工友留在原邨而不跟隨義合到其他地方工作，並沒有遣散費，柳姐等十多人還簽下了自願離職信，當中更有人不識字，未細閱過條文便簽署。蘭姐等四五人在會後留下追問經理，經理表示會派「開心利是」給這四五個工友，「我問佢數目有幾多，佢又唔講」。蘭姐等人曾到勞工處諮詢意見，但勞工處只指義合的行為合法，再去諮詢區議員李世鴻，經此聯絡上工會，展開了整個月的工潮。
柳姐形容工會發揮了帶頭作用，把「散沙」一樣的工友組織起來，但工會幹事杜振豪表示：「議員或我地都只係橋樑作用，點解公司會怕，其實係怕大家。最緊要道力，就係大家肯出黎，一齊做啲野。」義合在12月3日工友準備發起罷工前妥協，在當日下午會議表示會安排支付遣散費。如今柳姐和蘭姐倒有些後悔沒有真的罷工：「我哋今次想上電視，個個人都知道，俾政府知道呢單野，上面啲官都唔知我哋實際情況！」
另一名清潔工丹姐表示，十多年來幾任外判商轉手時都沒有支付遣散費，包括早前被揭發「左手交右手」的義合及怡泰，兩間公司的持有人跟股東是親兄弟，兩間公司派來的代表都是同一位駱先生。工友們意識到被騙多年，因此這次工潮特別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