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6. 外出打工後能享清福？看看移工回國如何維生
7.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
【惟工新聞】在波諾羅戈那十天，我們坐摩托車四出拜訪歸鄉移工。乘車時要捉緊尾架，以防抵不住大風或是路面顛簸而掉下車。一來一回的車程花兩至三小時，吃過午飯出發，回來時天已黑透，手和腰都累透了。如果沒有Kristin幫我們聯繫，恐怕不可能在茫茫大海裡找到合適的受訪對象。
這是她與KABAR BUMI的同伴幾經艱辛經營出來的網絡。
高壓統治的蘇哈托政權在1998年倒台，這並不意味著印尼人民從此解放，白色恐怖的厲害之處在於，政權的監察彌漫在空氣中，滲透進人民的骨子裡，歷久不衰，直至用雙手打破枷鎖之前，也不知道原來自由就在自己手上。
在港移工回鄉後自主組織
我們第一天探訪的就是Fendy，她剛生下女兒，身體還在復原中。說起KABAR BUMI，她還是抖擻精神跟我們分享。Fendy家的客廳差不多有兩間課室那麼大，2015年夏天，一班前移工聚集在她家開了三日兩夜的會議， 來的人都是曾在香港打工，參與過組織，在另一個國度嘗試過自由的滋味，回來以後再不甘願做順民任人奴役，也不願見著他人受苦而無動於衷。
移工組織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他們有需要在印尼本國建立據點，由內而外解決問題。2008年，香港的ATKI（印尼移工協會）聯絡到已回來印尼的移工，在本國建立了第一個ATKI-Indonesia。多年過去，香港的移工運動發展出更多元的議題及組織，回鄉的人們重整議程，在2015年那個會議決定成立KABAR BUMI（全名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簡稱KB，印尼移工大家庭）。
與會者很大部份在波諾羅戈，因此他們在這裡設立了一個分部。另外，KB在日惹、雅加達也有據點。他們的工作從教育、個案支援、批評及倡議政策、與不同組織結盟等方面出發，以改善移工及其家人的生活為目標。前ATKI成員Jen的家鄉在中爪哇，但她現在卻長居於雅加達經營KB，「這裡不是沒有人搞組織，是有非政府機構、有人做個案，但KB是群眾組織（mass organization）」。
群眾的問題 由群眾解決
有戶人家的女兒，去了沙地阿拉伯打工，十五年來都沒有回過印尼，最近更音訊全無。家人擔心她安危，向KB求助。Fendy接到消息立即聯絡雅加達的KB總部，拉上多條線索，分別找了在沙地阿拉伯的朋友、又找領事館幫忙。查了一段時間才得知，原來那移工的老闆因貪污被判坐牢，老闆的弟弟繼續聘請她，但是沒有跟她重新簽約也沒有更新護照，導致她逾期逗留。由2013年開始更沒有再支薪金，直至KB聯繫到她，返回印尼前，新老闆才付她工錢。從尋獲到真正回家，歷時八個月。沙地阿拉伯不容許移工像香港那樣籌辦組織，移工也不許獨自外出，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找一個離開印尼十五年的人，有如大海撈針，最後找得到那移工，全靠移工之間日積月累的網絡。
在印尼，KB要與流氓似的中介人埋身肉搏。出國打工的人經常遇上中介濫收費用的問題，KB會幫他們追回多收了的款項。Fendy昂著頭，氣定神閒地回想與中介糾纏的情形：「我去找中介公司的時候，常常被罵，他們想嚇走我。」中介恐嚇說報警，她心裡清楚自己是來幫人，沒什麼需要害怕。她以寡言對應狂暴，不用多說話，只是直勾勾地望著那個人，一句一頓地發問：那些錢用來幹什麼的？有沒有收據啊？「如果中介謊報價錢，我就會反枱，告訴他我們認識政府部門的人。」自知理虧的中介人至此心虛起來，有的甚至態度大變，恭恭敬敬為Fendy泡上一杯咖啡。她對這些嘗試相當自豪：「看，我只是讀到小學，也可以做到這些。」這無疑是對其他同伴的鼓舞。
大姐氣派是多年來練就的功力，但是誰有把握在那情境下可以理服人？Fendy笑說：「第一次去完，我其實出了一身冷汗呢。」說是蘇哈托的年代過去了，但辦組織並非毫無風險。組織活躍起來，便曾有警察上門向Fendy查探KB的底細。Fendy意味深長地說，我知道搞倡議搞運動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而且，運動也不可能由一人頂起。後來，我們從Kristin口中得知，Fendy曾經在家門前經營過一間咖啡店，因為只靠耕田的收入不足以維生。有段時間，一位KB的成員入了醫院，Fendy與丈夫天天去探望她，咖啡店因經常閉門而流失客源，做不住關閉了。
群眾組織的力量來自於群眾自身，凝聚社群是KB目前重要的議程。他們每個月至少一次聚會，交流近況、募集物資去幫助村裡的窮人或受天災影響的人，由此過程中與社群建立關係、滾動更多人加入。聽起來是很自然的過程，但是，在印尼要招攬人加入組織，比起香港困難得多。
香港印尼大不同 回鄉參與運動要面對什麼困難？
我們拜訪的前移工當中，也有部份已逐漸不再參加運動，觀察他們的生活，再加上Kristin的經驗之談，我們得知他們難以參與運動大多離不開幾個原因：家人不準外出、要照顧小孩、忙於賺錢維生。
在KB聚會的時候，我留意到，幾乎所有女性參與者都有男性陪同前來，那些男性有的也是作為前移工加入KB，有的則只是當司機送妻子或姐姐來。她們都是比較幸運的人，很多人回家以後不再參與組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夫家不許外出，或者要照顧小孩而難以外出。
在香港，她們有的人拿著咪高峰面對數百人講話也有條不紊，有的在領事館前抗議也不怕露面不怕被拍照，有的敢於跟不合理地發施號令的公園管理員理論，有的無懼污名敢於去愛......即使處境艱難，但她們放假的時候起碼可以做自己，因為有一班同伴支援、給予信心。但是，回到家鄉以後，就要進入新的社群。Kristin面對的是不斷質疑她為什麼不生小孩的村人，Avid面對的是在背後取笑她賺不夠錢的鄰居。昔日同聲同氣、共同對抗壓迫的姐妹們不在身邊，單打獨鬥之下，心志不斷被磨蝕，要維持抗爭的鬥志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組織之難，還有一些物理上的條件。香港交通便利、移工大多數在同一日放假，星期日在維園、九龍公園等，總有大批移工聚集。然而城市和農村生活節奏有很大分別，在印尼，務農的人們沒什麼「假日」的概念，耕作日程視乎天氣，你家農閑的日子與我家農閑的日子未必吻合，要約一個日子讓十多二十人聚在一起，需要有心為之安排。在KB聚會當日，坐了一小時摩托車來的Ann便說，她每個月也會特別為KB留一天。
一小時已經不算長，問題在於，沒有摩托車的話，幾乎是沒可能走那麼遠的路去另一條村。一家人通常只有一台摩托車，在這情況下，如果家中話事的人不允許使用，那麼交通自由就受到限制，想出去也不是易事。
兩年有多，Kristin堅持下來。她意識到，出外打工並不是打破困境的方法。她看到，越來越多人回來了又再出去打工，印尼的物價越來越貴，維生越來越難，如果不解決本國的問題，出外打工也不能真正改善生活。投入運動，無疑是一個困難的選擇，就如前文所說，她雖然找到一個願意理解她的丈夫，但還要面對婆婆、村人的催逼和規訓。她知道，一旦放棄對抗，順應其他人的期望，生下小孩當個好媽媽好老婆，就會失去很多自主的時間，「好多人需要我們大力抱住，要抱住所有的人，不一定要即刻結婚即刻生小孩。如果我只會想自己的家庭，就變得不會想其他人。」說起來不是什麼難懂的道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她仍然緊守著底線，拒絕只看到自己，堅持要與其他人走在一起，當中面對的困難、需要投入的心力，是一件多麼難以想像的事。但她的確在努力嘗試，這種掙扎本身就已是彌足珍貴的示範。
組織可以如何協助參與者面對家庭掣肘？
女性可以如何參與運動？印尼聯合工會（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GSBI）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個人意志，組織在這方面也可以幫得上忙。
到訪勿加泗（Bekasi，西爪哇一個工業城市）時，GSBI一位帶頭巾的女性工會幹事Kubana帶我們在工業區走了一個下午，向我們引介外判保安及鐵餐具製造廠的工人。她原本也是一位紡織女工，申訴工廠問題後被無理解僱，自始當上工會幹事。在回程的火車上，我的視線始終離不開她那頭鮮黃色的頭巾，我問道，伊斯蘭教不是要求女性不可拋頭露面嗎？大概Kubana已不是第一次遇上這問題，她平心靜氣地回應道：「說這話的人要先明白穆斯林，穆罕默德的妻子也是領袖。女性不能做領袖是文化偏見，政府宣傳說男人不應該食軟飯（eat from woman’s salary）也是錯的。」如此基進的說話，是承襲著媽媽。也因如此，爸媽常為了她的事而爭吵，Kubana說，她的爸爸很父權。
其中一個爭吵的話題就是她加入工會。村裡人在背後說閑話，曾參與工人運動的母親也擔心她受害。有一段時間，Kubana被要求留在家裡不許參加工會活動，她向GSBI工會秘書Emilia求助。Emilia到了Kubana家拜訪，向她家人解釋工會在幹什麼，最終說服家人容許她外出，只是不可以太夜回家。
Emilia告訴我們，在過往的運動經驗裡，GSBI早已發現要把「性別」、「家庭」納入組織的考慮中。現時工人有大部份女性，而參與工會的仍是以男性為主，工會認為，工人中的父權文化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五年前，坦格朗（Tangerang，西爪哇一工業城市 ）一間Adidas代工廠有2千名工人因示威而被解僱，工人持續為不合理解僱而抗議，當中女工的丈夫初期非常不滿，想跟他們離婚，更到工會辦公室吵鬧。意想不到的是，工會慢慢說服了那些丈夫，有的人後來甚至加入抗議隊伍。
我們到訪GSBI總部辦公室時，他們正在開會，除了會議桌周圍坐著工人與幹事，房子裡還有一些貌似不是在開會的女性和小孩，有的人在煮飯，有的人在與小孩玩耍，或者在哄小孩停止大哭。Emilia向我們解釋道，很多時家人會因為不了解工會而阻止工人參加，那麼就邀請他們來一同出席，讓他們知道工會是什麼地方、他們的家人花時間在什麼事情上，這反而有助於工會鞏固組織。
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工會與一個正在萌芽的自發組織，或者不能直接相比，只是，不論由Kristin還是Kubana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在諸多掣肘中掙扎出一個自主的空間，並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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