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早前，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領事館被特工團隊虐殺的新聞震驚全球，讓沙特阿拉伯這個垃圾級別的國家再次被受大眾關注。沙特先是堅稱卡舒吉離開了領事館，之後又改口風說他已死亡，現在則嘗試撇清謀殺案跟王儲的關係，不禁使人懷疑當中還有多少陰謀和謊言。不過，在一幕幕懸疑戲碼之外，本地媒體卻從來不向讀者介紹沙特阿拉拍的背景。究竟沙特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個國家憑乜咁變態？惟工新聞轉載土逗公社近日的文章。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反抗暴政之火從突尼斯燃起，很快波及到大半個中東地區：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約旦、伊拉克、毛里塔尼亞、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蘇丹……而巴林在2011年2月14日也爆發了要求釋放政治犯、降低國內失業率和實現什葉派與遜尼派平等地位的大規模群眾示威行動。正當社會衝突大有不可收拾之勢時，沙特阿拉伯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支持下，火速派出1000多人的干涉軍進駐巴林，協助王室血腥鎮壓群眾運動。
沙特歷史及其統治支柱
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沙特王國的歷史，以了解它的統治支柱。
沙特首任國王伊本·沙特（Ibn Saud）於20世紀初至40年代之間，在與奧斯曼帝國和長期經略中東的英國鬥爭周旋時，先後吞併了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希賈茲（漢志）、納季德（內志）和阿西爾等地區。 1927年5月，英帝國主義與伊本·沙特簽署《吉達條約》，正式承認伊本·沙特作為希賈茲與納季德及其屬地的國王。 1932年，納季德蘇丹國正式改稱沙特王國。伊本國王「尊奉伊斯蘭教瓦哈卜派（Wahhabism）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恢復沙特家族與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聯盟，旨在擴大新政權的社會基礎」（引自《中東史（下）》，哈全安著，第761頁。下同）。
在瓦哈卜派歐萊瑪（類似高級教士階層）集團的支持下，伊赫瓦尼運動在沙特阿拉伯蓬勃發展起來：引導境內的貝都因人（阿拉伯語意為「居住在沙漠裡的人」）告別游牧，選擇定居務農的生產生活方式；「承認沙特家族作為新興伊斯蘭國家權力的擁有者，承認伊本·沙特作為瓦哈卜派的伊瑪目（編者註：阿拉伯語中的領袖）」；獻身於聖戰事業。沙特王室家族借助聯姻與境內諸多部落建立政治聯盟，「部族群體構成地方行政區劃的基本框架」。
由此可知，當今沙特君主制統治的第一根主要支柱便是沙特家族獨裁政權與伊斯蘭瓦哈卜派教權的結合，「沙特家族的權力壟斷無疑是沙特王國政治制度的實質所在，瓦哈卜派的官方宗教政治學說則是沙特家族壟斷國家權力進而控制社會和駕馭民眾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工具。」
壯大的石油工業資本成為沙特王國統治的第二根主要支柱。自20世紀30年代起，沙特境內陸續開展勘探與開採油田的活動，使油田的租讓金與英美等國石油公司的利潤分享成為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首要收入來源。石油輸出國組織於1960年成立，通過制定統一的石油政策，逐步收回由外國石油公司控制的定價權和定產權。 1980年，沙特阿拉伯完成了石油國有化。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黎巴嫩裔左翼教師Gilbert Achcar長期研究沙特局勢。他有一個很精闢的觀點：「使中東地區世所矚目的不是它的宗教衝突，而是其石油資源」（What makes the Middle East distinctive is oil, not Islam.）。石油資本的壯大以及國有化運動（實際上是由佔沙特總人口極少數的沙特王室成員壟斷。2017年，沙特總人口約為3294萬人，王室約有1.5萬名成員，人口占比0.04％ ）的順利完成，不僅使得沙特王室有匹敵非洲多國的境外投資資本，還得以在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當中增加社會福利預算，以資本餐桌上的殘羹冷炙安撫勞動群眾的社會情緒。一方面，沙特王室有財力從歐美帝國主義那裡購買軍火（參考最近的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後德國默克爾政府的表態），用於鎮壓、干涉國內外的民主運動，另一方面，讓仰仗中東石油輸出的美國繼英國之後成為沙特反動統治的又一根主要支柱。
中東反動勢力的消防隊
「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沙特阿拉伯更加積極干涉周邊國家的內政，特別是巴林群眾示威運動、也門內戰和敘利亞群眾起義（內戰）。在也門內戰中，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聯軍於2015年3至4月發動入侵也門的「果斷風暴」（Operation Decisive Storm）軍事行動，力圖剿滅反政府的胡塞武裝力量，造成至少5000多名也門勞動群眾傷亡（包括兒童），數十萬人無家可歸；敘利亞群眾的起義本是追求政治變革與社會民主正義，並對抗教權派的革命進程。沙特君主政權對此極端仇視，並扶植起敘利亞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薩拉菲主義者和聖戰主義者）的武裝力量干涉起義，從而使敘利亞革命演變為阿薩德政權（盟友為伊朗與俄羅斯）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力量之間（有土耳其、卡塔爾和沙特撐腰）的戰場。
對外暴力不過是對內暴力的延伸。
雖然自1985年第四個五年計劃實施以來，沙特王室開始有意識地調整經濟結構，減少過度依賴石油產業，但直到現在，沙特的「石油依賴症」依然如夢魘般糾纏不去。過度依賴石油產業，使沙特財政收入對於國際油價的波動非常敏感，還容易受到石油減產的不利影響。
2010-2018年沙特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失業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通貨膨脹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沙特2010-2018年外國直接投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為了應對近年經濟低迷的局面，沙特王室於2016年推出了「2030年願景」，將經濟下行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沙特勞工階級和中、小資本家。自2015年以來，沙特的社會購買力持續低迷。據沙特國家商業銀行在2016年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能源價格與用水價格上升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少……2015年沙特銀行系統的總存款額僅增加了1.9%，創下海灣戰爭以來的歷史新低。」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沙特政府逐步對企業與個人徵收多種新稅，包括對食品、服裝、成品油等商品開徵增值稅，並提高定價。又如自2017年7月1日起，佔沙特工人階級主體的外籍勞工（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沙特約有1170萬外勞）在每年更新居住簽證時繳納的手續費由月均約26.66美元逐步增加到2020年的約106.66美元。社會購買力低迷和生產成本上漲導致本就受到國內外大資本擠壓的中小企業生存更加困難。為了應對沙特政府的「新政」，這些資本家「理所當然地」將成本轉嫁到外籍勞工的工資與福利上，使沙特工人的生存處境雪上加霜。自2016年至2018年4月，已有超過80萬外籍勞工離開沙特。
一方面是沙特工人階級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沙特王室繼續揮霍無度：和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帝國主義資本簽訂為期10年、價值350億美元的軍火訂單（用來對內鎮壓對外干涉）、資助埃及獨裁統治者塞西總統大量石油燃料、現金等物資。
與此同時，沙特開始放寬對女性的社會歧視禁令，包括讓女性享有部分選舉投票權、不再強制穿著黑色全身罩袍、允許駕車等等。但這種令女性主義者與其說感到鼓舞，不如說是感到不可思議的「新政」背後，卻是以王室為首的沙特大資本的「精打細算」。伴隨著「2030年願景」出台，沙特力圖由依賴石油產業的畸形經濟體制邁向產業多元化的新經濟，這需要補充大量勞動力（特別是現時外籍勞工大量流失），特別是服務行業。 「男主外，女主內」的宗教桎梏終於在資本對勞動力的渴望面前俯首稱臣。
沙特女工佔總勞動人口比例（來源：國際勞工組織，採用世界銀行的人口估計值）
沙特的前景如何？
沙特群眾對「2030年願景」的美好幻想化為泡影，社會不滿逐漸積聚。但這是否會發展成為沙特民主革命呢？對這種可能性的分析不能靠「末日論」的胡扯（例如：「啊！到處都是怒火，革命就要到來了！」），而是要建立在對造成「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孫中山，1904）的社會條件的堅實分析上，包括所有制、階級、國際經濟危機、土地所有制、社會情緒、工人階級自組織程度等等。本文無力對此作出系統分析，姑且簡單列出一些思考點，以供有志之朋友探討：
1.有利條件，如：城市人口密度（意味著工人階級在生產生活上的居住密度）、底層帶有民主反抗色彩的伊斯蘭宗教派別的影響、帝國主義矛盾、中東民主運動的發展、沙特經濟下行的持續性。就城市人口密度而言，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人口分佈相對集中。自20世紀下半葉起，沙特阿拉伯城市人口就主要分佈在三大城市群：包括吉達、麥加、麥地那和塔伊夫在內的西部城市群、包括達曼、胡巴爾和蓋提夫在內的東部城市群，以及中部的首都利雅得。城市人口以勞工為主體，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客觀上（僅此而已！）多少有利於沙特工人階級組織聯絡的形成。
沙特阿拉伯人口普查數據
2.不利條件：宗教分歧導致民主力量內耗、歐美帝國主義的干涉、沙特國家機器的殘酷鎮壓、沙特勞工自組織程度低下等等。
但無論沙特社會解放的前景多麼坎坷，革命的星火也必定會以「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態勢漸燃漸起。正如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在《論伊朗阿拉伯財政資本的抬頭》一文所講：「殖民地資產階級在某些國家中，突然掌握了巨大的資本資源，它現在把這批資本累積起來並按照在帝國主義國家學得的模式投資。不過，這種投資行為仍然是在舊的社會經濟體制之中進行的……殖民地資產階級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托拉斯組織中斤斤計較於獲取最高的課稅，另一方面卻仍然保持對帝國主義的依賴關係。阿拉伯統治階級……即使花了龐大金錢，仍然未能脫掉外皮，正如他們不能把社會中的落後關係消除一樣。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社會革命才可能。但是無論是伊朗的國王、沙地阿拉伯的國王還是巴林酋長……都不可能領導這個社會革命。恰恰相反，他們必將被社會革命所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