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 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在村裡沒有人只用一種方法謀生。」這是我在波諾羅戈驚訝地領悟的一件事。
跟每日早出晚歸，從事全日制工作的很多城市人相較，村裡的工作規律很不一樣。
Geluk一家是一個例子。
37歲的Geluk是少數我們遇到的男性回國移工。他的父母在這條村長大，數十年來一直務農，有時會到附近的藥油工廠打工。Geluk在2000年出國，到馬來西亞雪蘭莪（Selangor）做電機維修。2005年回鄉結婚，回來之後的生活亦與父母相似，部份時間在油漆工廠工作，部份時間種田。
因為想掙多點錢，他在2011年再次出國，今次去的是台灣。原因很簡單——工資較高。他在台北板橋一家只有30人的工廠做焊接。受制於台灣《就業服務法》第52條「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他在2014年回鄉。
這次他有別的打算。
他用積蓄買了田。除了種植玉米和木薯外，還有一小片種植龍眼和養兔子。然後向銀行借貸，在村口大路旁邊開了一間店鋪，專門維修摩托車和農機，也會接一些鐵架之類的訂單。我不禁好奇，他如何做到打理農田同時經營店鋪？他說種玉米不用太多功夫，店鋪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幹，時間還是鬆動的。只是收割會比較忙，那時店鋪會關門一星期。與出外打工相比，他更喜歡現在的生活。一來時間是自己掌握的，二來可以與家人一起，不用分隔兩地。
但Geluk也不是完全輕鬆。在台灣打工三年的積蓄只讓他有了本錢得到種植那一部份的收入。受制於中間人制度，務農的收入並不穩定。同時，他仍需貸款才能開店，在生意和還債之間，當然是存在風險的。
Rosi的情況比他曲折。
我們在香港已認識他一段時間，因為知道他是第二次來香港工作，所以在去印尼先跟他了解回去然後再離開的緣由。
他在2001年離鄉，在香港工作10年後，在2011年回鄉，當時沒有想過再回來。一方面買了田給母親耕種，另一方面在一名長輩的指點下開始養雞，打算做賣雞蛋的生意，便買了一千隻雞、雞舍和飼料。可是到頭來雞蛋售價很低，賺不到錢。加上當時不幸爆發雞瘟，剛買來的雞死了一半，只能賤價賣掉剩下的雞。那時他的積蓄已經用盡了。
與此同時，他的小孩出生了。養小孩的開支很多。當時家裡只有丈夫種田。Rosi曾經到幼稚園教書半年，清晨四至六點在清真寺教可蘭經，早上七至十點教印尼國語（印尼有七百多種語言，大部份人的母語都不是印尼國語。在我們進行訪談的地區，爪哇語是主要的通用語言）。這份工作每月收入只有50,000印尼盾（約港幣30元）。Rosi笑言，只夠買一塊番梘。
沒辦法之下，他只好在2013年再次來到香港，然後以在香港賺到的錢作另外一些類型的投資。他和丈夫想到，可以開車接送附近學校的學生謀生。因此便以Rosi寄回家的錢分期付款買車，到現在還未供完，因此才繼續在港工作。然而他更想在家照顧小孩。「好陰功，唔係媽媽湊大」。
是「成功」？是「失敗」？很難簡單地下一個明確的結論。
無論如何，我們觀察到，「做生意」是很多回國移工心目中的出路——大家都清楚種田收入微薄，其他工作機會不多，剩下的選擇就是利用出外打工存下來的積蓄，以及可能在外習得的一些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做生意的本錢——而他們的生意可以變得很快。
我和伙伴在2016年2月去印尼的時候去探望過Yayan。當時他和丈夫做沙爹雞串小販，每天早上要來回一個多小時騎車出去買雞回家，花數小時處理雞肉，然後在學校下課及清真寺晚禱後擺賣。這樣做了大半年，掙到的錢不多。
在一年後，我們在他的Facebook看到很多蛋糕和薄餅照片。原來他們不賣沙爹了，改為做蛋糕，並以自己的Facebook作為宣傳和接訂單的平台。我們在2017年10月再去他家時，就看到一個大焗爐、大大小小的蛋糕模具和一瓶瓶食用色素。聽他說，目前接到的訂單也不少，收入比賣沙爹時較好。
Kristin的狀況也類似，他和丈夫Danang不斷找各種途徑增加收入。我們住在他們的家，能夠較細緻地觀察到多種可能的收入來源。
最顯眼的當然是家門前的小食店。由於他家就在小學對面，平日有不少學生光顧，購買500印尼盾（約港幣3毫）一串的小食。售價這麼便宜，當然賺不了多少錢。再說，雖然位置適合，其實也會面臨競爭——有時學校門前會有兩三人騎車載著小食來賣。
另一個顯眼的標誌是他家一條五米高的天線。在印尼農村，上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很少數人家連接上了網絡。Danang從網絡供應商那邊接了一些工作，以自家的天線作為發訊站，為附近的一些客戶提供Wifi，然後收取一些服務費。
賣小食和裝Wifi，風馬牛不相及吧。但還未完。正如上網，雪櫃和洗衣機在印尼農村也是相當稀奇的事物。在全年炎熱的爪哇，冰凍的飲品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們會用1,000印尼盾（約港幣6毫）的價錢賣一塊大冰（約1公斤）給鄰居。在一些忙碌的日子，他們也會讓鄰居使用洗衣機，大概也是1,000印尼盾一次。
最後還有代購服務。在香港，星期日及法定假日是移工們僅有的假期。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約朋友到公園、行人專區或天橋等「可以坐下來」的地方聚會。聚會的一個重點當然是吃。香港的物價貴，大部份工人不被允許用廚房煮食，想吃到家鄉的風味，他們會向家鄉的熟人訂購各種食物，包括水果、糕餅、煎炸食物等。Kristin和Yayan自家製作的食物，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從波諾羅戈送到香港銅鑼灣。
「海外移工為印尼本地帶來商機。」又一個令我吃驚的念頭出現了。
在波諾羅戈的十日，到處可以看到回國移工開的店。在路上，Kristin指著一家糖水舖，說是回國移工開的。路過另一家已倒閉，賣台式食品的餐館，不用說是曾在台灣打工的移工開的。有次在一條村閒蕩路過一間小店，店裡的阿姨用普通話跟我們打招呼，他說這店是他回來後開的。這是什麼回事？大概就是，在一個普遍低收入，工作機會不多的鄉鎮，只有外出打工的人，才會有創業的本錢。在這裡，有好一部份經濟活動是回國移工營運的。
隨著移工一個一個回國，人人都想著做生意，很自然會選擇在有利的位置開店，結果就是加租。人人都覺得購買土地是保值的最佳辦法，地價就跟著上漲了。另一方面，前面提到，Kristin能夠開出的零售價格，只能夠是五毫到一元，因為農村的收入很低，消費力很有限。再加上競爭很激烈，不論是開小食店還是餐館，賺到的錢也不會多，到頭來可能只是流入房東手上，然後大部份生意都因為租金太高而結束。
因此Yayan和Kristin不約而同將目光放到他們曾經工作的香港，因為真正有消費力的人不在本地，而在海外。伴隨著這種代購服務的，是蓬勃的速遞行業。「星期四拎去，星期日就到香港。」真是驚人的效率。
而又，在創業之前，移工儲到的第一筆錢是拿來為自己的家人建屋。建一間屋，最基本的成本是設計、建築材料和工人的工資。一般來說，他們會找村裡的人建屋，村裡的人因而得到務農之外的一些收入。換句話說，移工的消費同時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移工賺取外匯，回國建屋，有本錢創業，本地地價和租金隨即上漲，同時生意以海外移工作為主要對象。當我們談到一個國家之所以會有大量人口出國打工，很自然會想到這跟本國的就業機會不足有關，也跟政府想借移工賺取外匯有關。但在波諾羅戈，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比這複雜得多。不但就業機會不足，而且僅有的就業機會，是靠海外移工維繫的。
若移工與本地經濟已經存在這種互倚互持的關係，脫離流動的循環是否仍然可能？
（與Geluk的對話由Kristin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