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如果六七暴動裡諸般文革紅衛兵式的口號和陣仗誇張可笑，一如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所展示的，親中共「左派」在香港採用這些口號和陣仗則要從澳門「一二三事件」爆發之後開始。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由「一二三事件」講起，再檢視暴動前不足四個月內多宗被遺忘的工潮，發現當年的工聯會不一定使用文革式鬥爭手法，使用那些手法的工潮也不一定成功，甚至連擴大動員持續下去也不行。資方太強硬又或者太快跪低，政府的泠處理，親共親國兩陣營的互動，都有可能提早撲滅工潮，無論「左派」主觀意志如何都難以橫向燃點起一場波及整個社會的暴動。
下一回將講述真正燃起六七暴動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連場警民衝突終於引爆早已埋下的社會矛盾。到底境外政權是早有預謀抑或是冷手執個熱煎堆？且看下回分解。
（續前文）
澳門一二三事件
筆者認為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互動的，隨着文化大革展開，加上澳門左派在對抗澳葡的鬥爭中勝利，左派在處理群眾抗爭有了變化，由溫和走向強硬。
1966年11月中，澳門氹仔民間人士未得澳葡政府正式批准，自行動工興建學校，被澳葡派員阻止。一輪擾攘下，警察與群眾發生衝突，有市民被毆打至重傷，澳門左派連日發動抗議。到了12月3日，群眾的示威行動愈來愈激烈，警方以催淚彈及實彈對付示威者，澳督嘉樂庇頒令戒嚴與宵禁，有市民死於警員槍下。據官方宣佈，騷動中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並有62人逮捕。
在群眾和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澳督公開道歉，在五星紅旗及毛澤東畫像下簽署認罪書。對此，澳門與香港的左派均欣喜若狂，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聲言要將毛澤東思想統治全世界。
澳葡屈服後，左派先後組成了三個代表團前往澳門進行交流學習，分別是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港九各業工人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和港九文化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共有員12人，由工人、工商、敎育、出版、新聞、電影和知名人士等組成，團長是工聯會會長陳耀材，副團長為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黃寬誠。港九各業工人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團長為楊光，副團長為海員工會吳廣理，港九文化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團長為《大公報》社長費彜民。（注十七）
在文革深入發展和一二三事件影響下，左派的思維開始向極左轉變。但仍未有實質資料佐證左派主動搞事。
士打馬力加輪船事件
在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下，暴動導火線多番出現。
1966年12月6日，渣華公司的「士他馬力加號」在澳洲布里斯本發生開槍擊傷工人事件，船上的華籍水手與荷籍船長范霍伊澤（F. J. Panhuyzen）因工作問題而爭執，船長竟連開4槍射擊，擊傷4名船員，全船華人海員罷工抗議。渣華公司最初願意向傷者賠償7,000元澳幣（當時折合港幣逾4.4萬元），但拒絕懲辦肇事船長。資方表示香港船員回港後會繼續聘用。
士打馬力加號海員回港向海員工會作詳細報告，海員工會遂領導海員向渣華展開交涉，要求懲兇，給予傷者合理賠償，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勞資在香港經過兩個半月的角力後，士打馬力加號海員於1967年1月30日前住渣華交涉，渣華召警員到場驅逐海員，幸好沒有衝突發生。2月5日工聯會指責渣華召警行動是「敵視中國人民的野蠻行為」，把事件上升至國家民族的問題。稍後海員工會成立鬥爭委員會，準備鬥爭，工聯會聲言不讓港英插手。
經海員工會連日交涉，渣華作出讓步，接受海員工會提出的所有條件，不單止保證永不錄用該名船長，還為召警一事認錯，甚至於3月21日在土瓜灣港九工人俱樂部舉行的道歉大會上，向船員當面公開認錯，與一二三事件的嘉樂庇道歉情景一樣，同樣在國旗和毛澤東像下認罪。
《文匯報》指這次鬥爭，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發揮力量得來的成果。（注十八）
工潮中工聯會把渣華召警行動上升為「敵視中國人民的野蠻行為」，這本是最佳號召動員群眾搞事的口號，為何海員工會不把工潮繼續擴大？是否尚未收到上級的指示？抑或是左派根本沒有計劃在香港搞事？就算海員工會想乘勝追擊，渣華已公開宣佈投降，海員工會尚有何辦法將工潮擴大？這就是互動因素發酵所起的作用，令工潮結束。以後運動的發展，左派的被動性更顯著。
中國是渣華的大主顧，中國全國海員工會已公開聲援海員工會，這樣等同中國政府公開向渣華公開施壓，渣華因此低頭認錯。一間商業公司為業務利益而作出屈服，也是一件平常事。六四鎮壓後，歐美各國與中國保持距離，英國首相馬卓安為了商業利益首先訪華，引來一致惡評，英國大資本家卻財源滾滾來，笑駡由人，這些例子屢見不鮮。
在這宗工潮中，筆者正深入探討一些有關橫向問題。船長為何有槍？當時是否合法？現在是否仍可如此？槍擊事件發在澳洲海面，澳洲政府是否以刑事案來處理？還是按民事勞資糾紛案件來處理？若是刑事案件為何可以賠錢了事？若是民事，這是槍擊事件，為何會是民事呢？澳洲海員工會如何回應這件事？若發生在今天，各地相關政府和工會會如何處理？
關於船上槍械問題，十九世紀的苦力貿易船上明顯架上槍枝，以鎮壓可能出現的騷動。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珠江一帶海盗猖獗，出入香港船舶是僱有武裝護衛的，並備有軍火防海盗搶掠。（注十九）這些軍火除了防海盗外，亦可鎮壓海員譁變。船舶開航後，船長儼如皇上，操生殺大權。
風行的士工潮
1967年1月，風行的士公司藉口賣車，集體開除30名司機。這批司機大部份是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簡稱摩總）會員，資方將這批司機名單交給商會，示意其他資方不錄用他們。勞資經過十多次交涉無效，摩總直接找風行董事長交涉，得到正面回應。風行保證以後不會無故開除工人，以及不將有關名單送交商會。被開除的工人可以復工，停工期間工資照發，並獲補償每月180元經濟損失。（注二十）余汝信的《香港，1967》說風行經理，曾帶同兩名屬右派汽車自由工會的管理層職員到摩總認錯，據認識摩總的有關人士說，這資料不能確定。從表面上來看，這是摩總旳一次重大勝利，但當日報章竟無報道，其後只是工會主席在理事會上報告談及，為何會如此？有待進一步發掘以確定。
暴動前的工潮多宗涉及右派工會，可是沒有論者找右派工會了解一下有關情況，他們有意由得檔案消失嗎？抑或是這些資料沒有反共價值，因而沒有採用？電影《消失的檔案》中，右派的角色也完全消失，看來導演只在建構立自己的六七檔案。或者在反共意識下，有意「消失」一些檔案，以突顯左派的醜態。在六七問題上，部份學者只是一味反共，蓄意構造自己的六七暴動故事，與文革極左分子有何分別呢？
工潮中摩總乘勢打擊了右派工會，使工潮添上政治成份。這又是否可以證明左派有心想搞事？回顧1945年香港脫離日本統治後，親共與親國民黨左右兩派工會的武鬥不斷發生，雙方都有死傷，最嚴重的是1956年雙十暴動中的荃灣騷動。這是一直以來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問題，左右雙方互有攻守，不足以證明左派有心想搞事。
風行工潮中勞資雙方在談判過程中，都沒有把工潮擴大，所以能和平解決，這就是筆者提出的互動因素所產生的作用，以下工潮更見這因素所起的的發酵作用。
南豐紗廠打人事件
1967年1月10日凌晨，會德豐紗廠一名左派工人在車間遭右派自由工會會員突襲，廠方沒有處理，受襲工人去荃灣警署報案亦不受理。
2月14日，荃灣南豐紗發生打人事件，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簡稱棉總）南豐總幹事黃劍雄等多人在廠內圍毆工人陳佛振，亦打傷另一工人葉炳昌，廠方報警處理。荃灣警署竟然恐嚇受傷的陳佛振，逼令他交保外出，又拒絶受理葉炳昌的報案，更向廠方施壓開除陳佛振。
2月19日，警員進駐南豐。其後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簡稱紡織染）荃灣分會幹事到荃灣警署要求拘捕黃劍雄，又到南豐要求開除黃劍雄，兩事均不得要領。
3月16日早上，紡織染荃灣分會開大會，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在一片激昂聲浪中，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從工會會所操去見工廠與資方交涉。廠方只接見5名代表，其餘代表在大門口列隊朗誦毛語錄，唱革命歌曲，與國內的紅衛兵鬥爭模式一模一樣。紡織染的反迫害大會則繼續舉行，第一批代表回來後，第二批代表又出發，如此這般，又派出第三批代表，事情始終未能解決，工潮日漸沉寂下去，沒有發生轉變和延長。（注廿一）
這宗工潮的鬥爭方式充滿文革氣息，工潮亦與社會矛盾無關。紡織染介入工潮，並採用了文革式的鬥爭方法，可以視為左派中極左分子領導的鬥爭，可是卻無法將工潮擴大和深入，足見左派的主觀意志因素仍是有限的。工潮的互動過程中，廠方和警察都沒有使事件惡化，其冷處理手法成功收效，使工潮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
事件中可見香港社會問題的複雜化，除以上提出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外，尚有中共與港英的政治矛盾，國共兩黨的政治矛盾。在這些政治矛盾中，港共多次是被打擊的對象，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中央上海的士工潮
4月3日，港島中央、上海兩間的士公司發生勞資糾紛，工人怠工。兩間公司的東主都是胡忠家族，工潮起因是資方指一名司機營業額低而開除他，該司機指經常被派給壞車，因汽車失靈而要常常回廠換車，營業額遂不能達標。而該公司車務主任梁啟彬是汽車自由工會副理事長，在這件事上涉嫌玩弄職守，所以摩總領導這工潮時，就提出要求開除梁啟彬。
工潮於4月21日得到解決，公司董事長胡應湘宣佈，將屬下車輛全部售予現任或舊任司機作個人經營，各司機由公司發給遣散費，並解僱梁啟彬，永不錄用。稍後九龍大中的士公司亦結業。
工潮談判時，摩總代表雖然曾揮動《毛主席語錄》，但在公開場面上沒有揮動《毛主席語錄》。這次工潮摩總亦沒有用文革式鬥爭方法，警方沒有介入。但左派報刊的報導是高調的。（注廿二）為何摩總在先後兩次工潮中，都沒有使用文革式鬥爭方法，亦沒有乘勝追擊把工潮擴大？這亦是鬥爭過程中的互動因素所起的作用。任何鬥爭都不是任何一方可以隨意擺佈的，第二第三方的行動，甚至旁觀者的舉動，都可以令事件起變化。
南豐事件和的士工潮都涉及右派工會的政治問題，港英一直以來都利用左右派工會的爭鬥，來阻止任何一方勢力獨大，如七、八十年代勞工顧問委員會選舉上，右派工團的勢力已下滑，無力取得席位，左派工聯會勢正上升，並取得席位，港英則利用委任席位安插工團的人來制衡工聯會。
這兩次的士工潮中，或許工聯會眼見澳門左派成功打壓了親國民黨分子，使該等團體不能在澳門立足，有意效尤，所以在工潮中提出涉及國民黨的政治問題。反英抗暴的平息過程中，工團亦起了一定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工團會否乘文革亂局，向工聯會發動攻勢，爭取擴大勢力範圍？這只是筆者的一個猜想而已，未有任何實質資料佐證。
從這方面來看，說明左派要在香港發起社會運動，存在阻力，並不是它們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妄為的。有關阻力問題下文會繼續再闡述。
（未完待續）
注釋：
十七.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15-220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28-34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十八.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1-223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4頁。余汝信：《香港，1967》。
十九. 有關這個問題可參閱應俊豪著 ：《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台北：學生書店，2015）。
二十.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一.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5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4-35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二.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5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