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從工人領袖家庭看人口結構

編按：近二十年來的香港研究，多認為「本土意識」始於六七暴動後，港英開展各項政治民生工程讓市民滋生以香港為家的感覺——不過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卻告訴你另一個故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已脫離開埠時一味從大陸輸入打工仔的境況，大量工人成家立室在香港落地生根，帶動了對民生權利的追求。這一波「本土意識」不以中共為假想敵，甚至不乏工人領袖反過來北進大陸影響中共發展。工人說的「香港故事」，跟中產說的版本未必雷同。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經過半世紀的發展，沒有重大的政治波動，就業機會穏定，香港人口結構出現明顯的改變，女性人口上升，男女比例接近，兒童、少年增加。推測來港人士不再是單身男士，家庭移民來港增多，落地生根，在港成家立室者增加，進一步增強歸屬感。

1891至1931年華人男女比例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122頁。

1891年香港男女人口比例是2.5位男性比1位女性，到了1911年是2比1，到了1931年男女人口比例平均，只相差0.4人。

除了女性人口按比例增長外，兒童人數亦按比例有所增加。女性和兒童人口的增加，為紡織、製煙等輕工業注入大量勞動力，輕工業加速發展。

我們試以工人領袖為例，對照以上的資料的變化。

工運領袖香港為家 二十年代落地生根

著名的海員領袖蘇兆徵（1885-1929）因家鄉糧食歉收無以為生，南下香港謀生。他在香港安頓好後將妻子接來，建立家庭，在港生下了兩個孩子。

電車工會領袖何耀全（1897-1927）於1919年與香港捲煙廠女工結婚，並於同年底遷往香港。到香港定居後，何耀全一時找不到固定職業，只能靠妻子的薪金度日。1920年生下兒子。1921年何耀全加入電車公司當售票員。

以上兩人都舉家遷來香港。前特首曾蔭權（1944-？）的祖父曾福可，亦於二十年代初舉家從南海南下香港，開設家具店。

長征路上的香港女工陳慧清（1909-1983）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父親是金屬電器行工人，母親是香港「廣生行花露水廠」工人，丈夫是香港海員鄧發（1904-1945），夫婦二人都是中共黨員。1924年，14歲的陳慧清到「香港大興織襪廠」當童工，1925年轉到「南華織造廠」做打紗工。三十年代兩夫婦北上進入蘇區。

周冷波（1910-1970）原名周秀珠，是中共唯一的部長級土生土長香港人，16歲加入中共。與位居中共領導層的香港工人羅登賢（1905-1933）組織革命家庭。周冷波出身海員家庭，10歲時跟姐姐進紡織廠做童工。

羅登賢（1905-1933）3歲時父親去世，他和姐姐很小就去香港，姐姐進入「南洋煙廠」當工人。姐姐與在「太古造船廠」鉗工結婚。羅登賢10歲停學，跟姐夫進入「太古造船廠」當學徒。

1932年周冷波與羅登賢在哈爾濱生下兒子，送回香港在羅登賢姐姐家中撫養，這就是以香港為家的一種表現。

從以上工運領袖家庭資料來看，各人都以香港為家，落地生根。香港開埠初期治安不靖，多少與香港人口以單身男士為主有關，到了二十年代人口結構的改變，治安也有所改善。

人口結構改變 婦孺權利獲重視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導火線是支持上海五卅運動，但提出復工條件大部份針對香港政經環境，如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與人口結構改變互動。

省港大罷工有一產物反映兒童人口的增長對工運影響。罷工工人帶同家屬返廣州，當中的學齡兒童不少；小孩子沒人照管，又無錢入學校讀書，終日閒逛街頭，嬉戲打鬧，無人管教，無人照料，更無教育可言。省港罷工委員會有見及此，便想辦法把孩子們組織起來，在工人子弟中建立勞動童子團。於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屬下的工會：「海員工會」、「香港金屬業工會」、「同德工會」、「廣州洋務工會」等先後建立勞動童子團，開展各種活動，並動員孩子進入各工會子弟學校讀書，為工運培養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