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提到九七之後幾年的香港災難，坊間可能記得金融風暴和SARS，卻未必記得同期發生的公務員外判制影響深遠，曾經帶來外判清潔工時薪不到10元的慘況，間接激起民憤推動日後的最低工資立法。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記述今年五一「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者發言，頭炮是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回顧市政局殺局後的編制大亂，以及外判制引發的工人內部撕裂。
李美笑口述
梁寶龍撰文
本文是李美笑於2017年5月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 李美笑個人資料 李美笑於八十年代入職公務員隊伍，任市政總署管工。2004年組織「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2007年組織「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會」，現推行環保與工運的結合。 |
工會之路
我是剛於前年退休的公務員，於八十年代初入職，市政署當時已有工會，因我是部門首批招聘的年青女性管工，立刻被邀加入工會，可惜每次開會只安排會員進行打牌和食飯等娛樂活動，與我期望的工會相去甚遠。自此，我沒有再參加工會的任何活動，後來更退出工會。
李美笑當日於講座發言。
為何我日後又加入工會？就因為九七後，董建華的一句「將政府的政策方向改變為『大市場、小政府』」。計劃下不但要削減公務員人數，還要開放政府服務，讓外資和商界可以參與，為商人提供商機。自始政府將很多公共服務引入外判制度，因而削減很多公務員的職位。食環署主要是做街道清潔、垃圾收集等環境衞生服務，以往一個管工只須監管10餘名清潔工人，因各區將部份工作範圍外判，受影響的清潔工人調到非外判地段，加上自願離職政策，管理層人手同時减少，結果，有管工竟要監管60餘人，同事怨聲四起。我們向主管反映人手不足問題，主管說這是政府政策，他向上層說也沒有用，建議我們向議員反映。一下子間，我不知找哪位議員好！
我為何關心起外判工友問題？其實我是長俸公務員，外判除了令我的工作量增加外，基本上是沒有損失的。但我不想眼見香港明明已經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但我監管的廁所外判清潔工友卻要工作十多小時，由早上6時工作至晚上10時。而只得三千多元工資，有病時還要自付工資來請替假工人，才可放病假。又因工作性質厭惡，加上工資低，廁所服務員多是無議價能力的七八十歲老人。我想為何國際都會竟要長者來服侍我們上廁所呢？這是社會的退步現象！我要反映外判制度的弊端。
但我知在政府機關內是無法反映，反映亦沒有用。於是我計劃去找勞工界議員商議，首先去找陳婉嫺，她是工聯會的人，一向關心婦女勞工。可惜，她的助手沒有安排我去見她。剛好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李卓人正在搞宣傳，我便問他會否關心外判工友問題呢？他回答說會做的，於是我就去了職工盟和他商議，他說會代表我們約見署方反映，但最好有工會名義讓他出師有名，就這樣我開始踏上了工會之路。
外判與長工命運扣連
我們開始幫外判工友時，遇上了很多困難，因為公務員的清潔工人認為外判工搶走了他們的飯碗，所以敵視外判工人，哪會支持他們呢！但我向他們指出在這問題上若想深一層，外判工的存在，因為工資低，僱主為了更大的盈利，必會設法以他們來取代原有的工人。因此雙方是存在唇亡齒寒的關係。既然大家都是勞工，唯一雙贏的方法就是長工去幫助外判工友，一齊去爭取他們的合理工資和待遇。當大家的工資和待遇都提高時，自然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工人間不應互相仇視，更不應去排斥外判工人。
因身份各異，我們不便直接幫外判工，故主動聯絡一些專幫外判工的工會，協助清潔工工會到我們監管的點名站招收外判工為會員，由它們組織外判工友，去爭取他們應有的合理福利和待遇，我們則負責聯絡工作。
任何行業有外判工出現的初期，都容易出現互相排斥的情況。長工認為是被搶飯碗，外判工認為自己工作量比長工多，同工不同酬，互相指責對方，發洩不滿。若大家有這種思維，僱主就會是大贏家。當有外判出現時，只有大家放下身份，團結一致，互相支持，一同爭取同工同酬，才有出路。你的行業才不會被僱主越踩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