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工傷事故並非乏人關注，嚴重傷亡的、家境淒涼的、老闆太過份的、大公司出事的，總會成為社會一時熱話。可是，工業傷亡問題仍是不斷不斷地發生，而且造成悲劇的原因總離不開是那幾樣。在按分享鍵表達同情之後，我們還遺漏了什麼？惟工新聞訪問了幾位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的幹事，讓打工仔了解三十多年來的工傷問題，與及爭取工傷權益遇到的困難。
倡職業安全難得工人認同 判頭訓練逼人去死
政府的職業安全廣告經常提醒工人要做足安全措施，事實上，在工人－老闆權力關係如此不對的情況下，等將責任推到工人身上，同叫工人去死實際上分別不大。
工權會在1996年成功爭取禁止手挖沉箱，現時一直倡議禁止飛棚（附圖）。但倡議禁止這些高危工序時不一定得到現職工友的認同，工聯會就曾發動會員反對禁止飛棚作業。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憶述爭取禁止手挖沉箱時，遭受工友的反彈，「你哋嗰班唔做嘅就話禁，我哋做嘅就唔覺有嘢」。他認為現職工友因為各種限制，難以提出這類訴求，又怕一旦該工序被禁將導致他們失業，「冇工開就全家死，一個人死好過全家人死」。
「飛棚」即懸空式棚架，危險性高，工權會倡議禁止這種做法
工序一日存在，老闆就會招人去做，哪怕工序有多危險。只有當法例禁止這種工作，工友才有可能走出來。至於飛棚，情況也有點相似，但其爭取更加困難。「沉箱都話有得做到唔舒服，飛棚唔會痛唔會有慢性問題，係去到你跌落街嗰一刻先會後悔。」然而，到跌落街的時候，就已經太遲了。
2017年首三個月就有五宗高空工作墮下死亡的事故，高空工作危險性高，必須配合穩妥的安全措施。現時的工人會穿安全帶，但卻不把安全帶扣在獨立救生繩上，是為什麼呢？陳錦康向記者問道。是因為麻煩？陳搖頭說，走兩步就扣到啦，為什麼不做呢？記者沉思，陳錦康抿著嘴靜靜地等待，氣氛凝重起來。「明明安全帶咁重咁煩都著，點解就係唔扣呢？」陳錦康語氣中既有發問，也有對於枉死工友的痛惜。為什麼不扣？誰不讓他們扣？記者不得其解，陳錦康終於打破沉默。
「一扣咗，你第日就唔駛返工啦。」地盤潛規則之一，是不可讓判頭覺得你膽怯，陳以判頭的語調說「咁驚死，唔好做啦，我做咗廿幾年都冇事。」但以身犯險的往往都不是判頭，高空工作墮下身亡的多是年輕人，陳說，這是一套管教新人的方法，判頭要令他們變得大膽。曾有工人跟他說，一旦扣了獨立安全繩，第二天就沒有人會叫你開工。搵食艱難，衣食父母的命令豈能不從，曾有工友戲謔道：「就算你（判頭）叫我吊喺度啊，我都會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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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來，老闆對於工業安全的態度並沒什麼變化。無良的，繼續不理會。不無良的，也是看生產成本做事。老闆甚至狡辯：「佢都唔著緊自己條命，我都冇乎呀」「個地盤成幾百友，唔通要請幾百個安全主任？」陳錦康對此怒斥道：「唔好玩啦，你承建商做到品質控制，唔通安全就控制唔到？」陳錦康認為改善工業安全關鍵有三，一. 立法提高安全標準；二. 提高罰則；三. 加強檢控。「依家僱主無視工業安全嘅後果實在太輕微啦，工人因為工業意外死亡，淨係罰僱主數萬元，邊會有人重視。就好似泊車咁，如果違例泊車嘅罰款仲低過停車場租金，咁罰錢都無所謂啦。」換句話說，安全生產的成本比違法的代價高得多，也是變相懲罰有良心的僱主。
重複單一動作易出事 爭取勞損納入職業病
隨著香港產業轉型，三十年前後的職業病情況有沒有改變，有沒有新出現的職業病？陳錦康想也不想就答：「勞損」。
長時間、重複性、單一動作，容易導致勞損。他以麥當勞為例，以前每個order，收銀、取餐都是一人負責，那個職員會走來走去，不斷變換動作。現時的問題可大了。分工變得仔細，每個人只會負責一個工作，收銀的收銀、取餐的取餐、整包的整包，企定定，動作重複，「根本冇時間俾佢抖」。
記者問，勞損與工作的因果關係不是很難證明？陳反問道：「乜你問得咁似張宇人？佢以前就話工友失聰係因為聽得多Walkman啦。」他解釋道，長時間重複單一動作造成的影響很顯著。以前有一個個案，有個工友在飯堂工作，只負責裝飯，短短二十多日手腕和肩膀已經受傷。「你話你每天喺屋企裝幾碗飯會唔會勞損啊？梗係唔會啦，因為喺家裡會做唔同嘅家務啊嘛。」這那就是差別所在，勞損最主要問題是不能休息，其實只要可以一轉姿勢，就不會造成大勞損，分工越精細越容易出事。
勞損在辦公室工作中非常嚴重，尤其是那些長期使用電腦的人會出毛病。目前爭取將勞損納入職業病的倡議工作都是由跟著個案進行，也有控告老闆疏忽的成功例子，例如一名女工負責為一批機器入原料導致肩膀勞損，亦有一名龍門吊機操作員手部長期，拿著操縱桿導致血液循環不良。但這些個案最終都是和解收場，沒能累積法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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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工傷者增加 接觸少數族裔工人困難重重
工廠北移之後，導致職業性失聰的高危行業，諸如五金、紡織、印刷等製造業已經不復存在，一些過去比較普遍的職業病到現在已經減少。同時機器減音措施已經大大改善，例如以前巴士司機和廚師都會出現職業性失聰，但現時已經沒有。由於多年來的宣傳教育，工友對職業性失聰都較有概念，一旦出現徵狀，大都能及時檢查，轉換工作崗位或轉行。以前的工友差不多要去到被家人罵「你聾咖？」才開始覺得有問題。
肺塵埃沉著病的問題，隨著手挖沉箱被禁止，工友在工作時又會要求提供口罩，病發是減少了。以前的個案可能是到了喪失功能60至70%才來求助，現在工友發現時肺部功能有問題時，可能只是喪失5%功能，實際影響不大。
梁金愛指，這幾年的工傷個案總體情況有了變化。以前較多是年輕工人，三十至四十歲，現在多了五十至六十歲的傷者。「以前就話後生仔唔識職業安全，依家老嘅都出事，就說明係安全措施有問題啦。」談到性別比例，梁金愛指工亡者以男性較多，工傷者則女性較多，她們主要是從事保安、起居照顧、家務助理、地盤雜工。以前製造業蓬勃的時候，有很多手部損傷，包括骨折、手掌變形，甚至需要截肢。現在嚴重工傷是減少了，工亡事故數量則沒有多大變化，每年仍然是百多宗，仍以建造業為主。
近年建造業大量輸入外勞、聘請少數族裔工人，他們比起本地人更大機會到僱主欺壓，也更難接觸到工傷相關的資訊。四年前工權會開始接觸巴基斯坦、尼泊爾工友，他們的文化與香港人不同，不習慣舉行路祭，會把遺體盡快運回本國，亦不傾向高調處理事情，因此找到他們也有相當的困難。不過經過長期跟進而建立到關係，常在社區裡辦展覽，加上工會、社區組織的協助，工權會漸漸接觸到少數族裔的網絡。
由工傷者與義工成立 三十年來推動工運發展
工權會一年平均接到八十宗工亡個案，八千宗工傷個案。這樣一個組織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關於工權會，有很多謠傳。有人說他們瓜分工人賠償，有人說他們煽動家屬向僱主拿錢，有人批評他們耍手段......說到工權會，外間的報導經常把燈光聚焦在陳錦康身上，他似乎頗為介意，未待記者開口，陳錦康已經搶著說：「好老實講，其實個會就唔係得我一個人成立嘅。」懂得工權會成立的歷史以後，就明白為什麼他有這樣的反應。
一開始，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註）在跟進工潮與勞資糾紛之外，開設定期探訪工傷工友及遺屬的服務。探望後成員慢慢組織到工友回來會內分享經驗、互相支持，對政策作出討論與批評，工傷者與義工又再去探訪醫院，來來回回，就築起了工傷組。工權會資歷最深的陳錦康與梁金愛都是由義工做起，陳戲言：「其實工權會無乜故仔咖，總之有嘢就做啦，做完就唔記得。」
1981年，工傷組進一步發展為工業傷亡權益會，脫離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走向獨立運作。「嗰陣無乜錢，得我一個職員，負責接工傷個案同埋組織死者遺屬。」幾年過去，有見職業病情況嚴重，社會又缺乏關注，工權會就開設了「肺塵埃沉著病組」與「職業性失聰組」。三十多年裡，工權會慢慢擴充起來，除了繼續接個案，也致力組織工傷工友及工亡者遺屬，現時分別有「媽媽組」、「職業意外死者遺屬支援互助小組」、「工傷保障關注小組」，讓他們互相協助，甚至成為推進運動發展的一員。禁止手挖沉箱的爭取，主要是靠肺塵病工友和家屬的努力。明明是合眾人之力，卻被說成一人的功勞，難怪陳錦康會如此介懷。
當記者提出「如何理解工傷權益作為工運一部份」的問題，陳錦康表現得驚訝。原來很多人不覺得他們是運動的一部份，只當他們在做社會服務。陳斬釘截鐵地說：「如果唔係運動一部份，我就唔會做。」工傷者也是工人，為何工傷權益不是工運的一部份呢？不過，這個問題確實不容易答，即使在工會內，也不是很能夠提出工業安全的問題。不能說，說來甚至可能會引起矛盾，提出禁飛棚而得到的反響就是鮮明的例子。
得不到工運同路人認同，也不要緊，就抱著「總之有嘢就做啦，做完就唔記得」的心態一往無前去幹。不過，陳錦康倒是很在意傳媒報導。縱使他觀察到，很多人對工傷新聞有反應只是想知慘況，而不是真正關心事情，但是媒體報導仍然有確切的需要。「媒體報導好重要咖，要俾工友知道有事可以搵邊個幫手。」
陳留意到，主流傳媒報導工傷新聞的情況並不理想，電視新聞報導自然是沒有他們的出場機會，而文字媒體有的選擇歸邊，有的媒體甚至用了工權會的行動照片，卻只寫著「有勞工團體去抗議」，隻字不提工權會，更曾有網上媒體，把工權會新聞稿拆開兩段，一段寫作引述陳錦康，第二段則寫作引述另一建制派工會。工人總是要自救，現在工權會也開始自己發展媒體，由幹事撰寫文章，工友也參與錄音、拍片的媒體工作。
註：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於1968年成立，工委會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輔助機構，積極推動香港工運發展，促成不少重要的勞工團體產生，包括香港職工會聯盟、工業傷亡權益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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