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就業市場風高浪急，政府工大把人考，但當中又有幾人關心公務員升遷制度的變革歷史，以及工會在過程裡的角色？這一回，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的口述中梳理七、八十年代公務員工運發展，由改變一個職稱，到改變一身制服，以至改變晉升制度為同工打出一條職業階梯，全部都需要鬥爭。另一邊廂，中英前途談判亦為八十年代的工運投下了陰影，素來冷待勞顧會勞方代表選舉的工聯會從此積極加入戰團，對中方態度如何、能否獲得其支持，忽然成為影響選情的重大因素，餘波所及甚至埋下公務員工會的內部糾紛。常以師徒制傳承的香港工運訓練能否以學院課程取代？工會內的「大佬文化」是否損害工會民主？今回追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核心成員的恩怨情仇，下一回再探討九十年代政黨政治發展與工運的交匯。
梁籌庭簡歷：
- 1950年：香港出生。
- 1953年：3歲父母先後去世，寄居姨媽家中。
- 1962年：12歲投身社會工作，後做洋服學徒、餐廳侍應生、西餅售貨員等。
- 1968年：18歲投身塑膠業。
- 1970年：20歲開始做公務員，在九廣鐵路工作。
- 1979年：成立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出任主席。
- 1981年：調往教育司署，1988年升任文書助理，並調到機電工程署直至退休。
- 1984年：成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任副主席。
- 1994年：出任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同年加入民主黨。
- 1996年：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 2011年：退休。
- 曾任多屆勞顧會代表。
鬥爭開始
文書總會成立初期梁籌庭曾參加內部試考車務員，可以轉職做月台站長。當時的辦公室助理沒有晉升機會的，政府尚未開設辦公室助理投考文書助理的途徑。梁籌庭考了數次內部試，到了最後關頭被外籍人士拉倒了，當時極不服氣，也因此堅持踏上工運不歸路，拼搏前進。
考完內部試面試時，梁籌庭在局長室內看見面試報告，打開文件一看，自己考第7名，立即收拾東西準備調職。當公佈結果時，竟然要全部人都再考多一次，並由外籍人士主考。外籍人士講英語與本地人完全不同，梁籌庭不是經常和外籍人士接觸，說的英文有瑕疵，理解力不足。梁籌庭認為這不是投考行政主任，為何如此安排呢？考車務試一向以來都是考一次的，為何今次要考兩次呢！考第二次時，主考用英語說一些專用名詞，如「單揚旗」等專業術語，梁籌庭哪裏聽得懂？梁籌庭曾任調車員，如果主考有手勢加以說明，他當然理解對方的要求。就在這情況下，梁籌庭無法明白主考說什麼，梁籌庭只知道主考說的內容是訊號的一種，但不知道主考說的是那個訊號。結果主考認為他的實力不足，被淘汰出局。梁籌庭則認為自己是可以的，有實力的。他的面試報告上，由第一項去到第五項都過關，到了第七八九項就無法過關。考完試後主考沒有即時告訴考生成績如何，走出試場時，梁籌庭的上司局長私人助理是巴基斯坦籍女士，對梁籌庭說：「對不起，下次我會對老闆再說一次。」
如此這般，梁籌庭繼續在文書職系發展下去，繼續搞工運。
八十年代，政府開始將公務員架構重整，派員調查各部門的工作情況，收集意見，提出改善方法，衍生出公務員工潮。政府將全港辦公室助理、信差統一編制，由銓敍科一般職系組統一管理。
據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的統計資料，文員及有關之工作人員於1961年有69,644人，1971年上升至128,624人，1976年繼續上升至179,880人，1981年達到293,905人。每10年升幅都有100%以上，文書總會會員就屬於這個範圍內。由此亦可反映出香港工運轉為由白領主導的趨勢。
文書總會成立後致函有關當局，要求有固定開會時間，管方批准每兩個月開一次會。1974至1979年英國由工黨執政，工黨由工會所組成，推動英國逐漸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制訂有利工會工作的政策，香港是大英屬土，工黨執政亦惠及香港工會工作。1975年港督麥理浩與英國工黨領袖卡拉漢（Leonard James Callaghan，1912-2005）會面，卡拉漢毫不客氣說：「在英國工人運動的界別中，香港的聲譽未佔上一個高位。」（注一）
1976年2至3月工黨政府飽受本國及歐洲工會的壓力，香港的勞工狀况成為政治辯論議題。卡拉漢到訪東南亞，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編寫了一個計劃，要求港英將香港的勞工狀態提升至亞洲國家中最高水平，盡快落實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有關公約，當中涉及休息日、有薪假期、禁止僱用少青工人等，並改善勞工保障、社會福利及保障（注二）。麥理浩以不影響營商環境來推搪。可見工黨對港英的工會政策有一定的壓力，港英則用影響經繁榮來做擋箭牌。時至今日，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仍沿用港英政策，繼續以影響經繁榮為口實拖延勞工福利相關政策，可謂貫徹五十年不變承諾。
職級名稱和工作實質要符合
文書總會成立時的名稱是「政府雜務員協會」，經過多次改換名稱至今為「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每一次改名都標誌着工會向前邁進一步。工會成立初期，政府將 Office Assistant的中文名稱翻譯為「雜務員」。文書總會不停和管方就行業名稱和權益進行談判，要求將職級名稱正名為「辦公室助理員」，當時一般職系組的主管是首席助理銓敘司吳宏耀，在談判中提供另一個中文名稱「庶務員」。工會認為雜務員和庶務員兩個名稱分別不大，文書總會肯定地表示不能接受，並準備在談判失敗後採取工業行動，進行按章工作。偶然間梁籌庭閱報看見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聘請Office Assistant的廣告，將Office Assistant的中文翻譯為辦公室助理員。工會據此要求政府採用，認為香港的高等學府翻譯出來的名稱當然是最準確的。廣告內的英文名稱完全一樣，只是中文翻譯的名稱不同，所指的當然是同一樣的東西。政府最終接受工會的建議，將Office Assistant的中文名稱訂為辦公室助理員。
這一仗的勝利，梁籌庭對於工會可以團結工人壯大力量，對合法爭取本身合理權益增加信心，認為要得到任何東西，一定要站出來爭取。只有做好戰鬥準備才可以得到，否則相反，一樣東西也得不到。
接下來文書總會要求脫下制服，爭取改善公室助理的形象，同時又要求職級名稱和工作實質要符合，不做額外的工作，例如拖地、打蠟及洗廁所等，使辦公室助理擺脫基層員工的形象。管方竟然不相信有辦公室助理要從事這些雜務工作。文書總會於是具實提出事例，點名某醫院要辦公室助理拖樓梯，梁籌庭的同事要為地板打蠟。管方根據文書總會提供的資料進行調查，顯示證據確實。政府遂將辦公室助理名稱和工作性質制訂了一本手冊，制訂工作規條，以便統一管理，並刪除「清潔」用詞，改為「整理」一詞，英文是「Tidy」，一直沿用至今。政府同時亦將辦公室助理由穿著制服轉為便服，後期更刪除必須穿著制服，從此辦公室助理職級變成真正的文書職系員工。
隨著時代轉變文書員工開始意識到職業前途重要性，要求有直接或間接的晉升機會。從文書總會成立開始，辦公室助理和文書助理都沒有晉升機會，只能透過公開招聘才能獲得取較高職位，工會因應會員要求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向管方進行爭取，經過長期談判最終達成共識，成功爭取設立內部晉升試，試卷要求文書助理英文及數學達中四程度，二級文書主任（Clerical Officer II ，簡稱CO2）英文及數學則須達中五程度，自此辦公室助理和文書助理就有了一個間接晉升機會。
文書總會從那時候開始創設「升級試輔導班」，聘請講師專為應考者開設輔導班，更為獲得面試的同事舉辦面試輔導課程，並得到職系管方協助，邀請一名高級行政主任自願抽出工餘時間出任講師。
1985年文書總會成功向管方爭取多一個資深人員晉升計劃，凡在職服務滿6年及8年的辦公室助理及文書助理，倒數連續2至3年擁有B或以上考勤報告，不用計算學歷均可獲得面試機會。因為有了這個新安排，每次晉升試中平均造就了700餘名文書助理和200餘名辦公室助理獲委任高一級職位，到八十年代末期亦由內部委任計劃取代了筆試。
踏足公務員工運
文書總會站穏脚跟，會員意志高昻，乘勢將工會工作踏出文書職系的範圍外，進入公務員工運圈中去，繼而擴大參參全港性工運、社會，為香港的社會公義而奮鬥。
約於1983、84年間，梁籌庭的視野擴闊了，透過參加全港性的工會活動和工會敎育，認識了「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會長林華煦、「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主席黃偉雄、「法庭傳譯主任協會」張國標、「勞工督察會」蒙偉明等人，開始深入了解何謂工會。
文書總會給梁籌庭很大自由度，鼓勵他外出活動壯大工會聲勢。在一眾兄弟支持下，梁籌庭得以全力投身公務員工運，與其他工會領袖一起打拼，爭取公務員合理權益。
林華煦可算是這群人的領袖，他帶領着梁籌庭、黃偉雄、張國標、蒙偉明、鍾偉民等進行公務員工運。當中各人職級相差很大，上至主任、大幫（總督察），下至普通文員，梁籌庭可算是職級最低的一位，但大家不分階級，平等對待。這就是工會工作者最基本的信仰。林華煦大公無私，無分彼此敎導各人。較年青的梁籌庭、張國標、鍾偉民等是重點培訓對象，各人獲安排到外國培訓。
梁籌庭對林華煦有深厚的情意結，視林華煦為師傅，在工會工作上亦得到林華煦的信任。組織「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簡稱「公工聯」）期間，林華煦給予他很大機會，安排黃偉雄出任主席，梁籌庭出任副主席，林華煦自己任執委。黃偉雄工運資歷地位比梁籌庭高，梁籌庭較黃偉雄年青，這個分工可說是林華煦對梁籌庭的器重。
一直以來香港的學院都沒有正式的工會課程，香港的工會領袖的成長都存在無形的師徒關係，如「港九拯溺員工會」總幹事郭紹傑視前「香港職工會聯盟」的郭錦林為師傅，「政府機電監工技工職員協會」會務顧問馮兆銘視「香港公務員總工會」的陸冬青為師傅。在工業關係上，政府開辦工業學院打破了師徒制度，使香港工業得以健康發展。香港工會中人亦冀盼香港工運學院的成立，為香港工運發展開拓健全的道路。
公工聯安排梁籌庭到菲律賓學習工會知識，培訓為期兩個星期。在菲律賓期間，不同種族、國籍的人互相平等對待，沒有職業歧視。培訓課程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經驗，他學得工會理念，深入了解工會組織工作、運作方法，以及工會內的每位領導人、執委應該如何分工。一段時間後梁籌庭又去新加坡深造，學習深入的工會組織技巧，課程為期兩星期，確立了自己一套工會理念。回港他將所學運用在文書總會上，自信心日強，自覺有料子。
文書總會加入了公工聯，沒有加入另一集團工會公務員總工會，但支持它的大型集體行動，斬件式支援。梁籌庭後期始認識華員會的黃河（現為華員會理事會會長）。
八十年代初，正在工運不歸路前進的梁籌庭計劃組織家庭，準備結婚，進一步向未婚妻表白說：「我不會放棄工會工作的，請妳考慮清楚！」兩人相戀時梁籌庭正在工運路上漸露頭角，公務員工運風起雲湧，梁太明白梁籌庭的心目中工會工作的重要性，了解這是他的理念，與「愛」無關。梁太生性馴良，決意跟隨梁籌庭，完全信任他，互相扶持共走人生路。話雖如此，梁太始終心存怨氣，認為梁籌庭萬事以工會為先，「屋企你可以唔理，但工會你唔可以唔理。」但體諒梁籌庭時卻不會說出口。當時工潮風起雲湧，梁籌庭正是如此。在大時代逐浪的人總是要面對家庭問題，小部份人能處好社會大事，卻未能解決家中的小問題。梁籌庭自覺從事工運虧欠家人很多，虧欠最多是兒子。
未能修補的裂痕
公工聯成立初期，梁籌庭負責對內，主持組織工作，黃偉雄負責對外，兩人各展所長，經歷了一段最佳拍檔時期。梁籌庭眼中的黃偉雄有一股一往無前的精神，當黃偉雄決定要做一件事時不會計較個人得失，全力以赴。梁籌自覺這種處事方法對自己有用，正合他不怕死的作風、無所謂的處事方針。反正梁籌庭孤身走路，無後顧之憂。只要不着眼於晉升機會就可以，他日漸學會了「一往無前」的辦事方法，成為一股很大的力量。黃偉雄另一強項──人際關係，梁籌庭就無法學得來。梁籌庭得罪了很多人，他自己亦知道，與政府關係非常差，政府官員對梁籌庭又愛又恨。
八十年代中開始，公工聯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1984年，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選舉1985-86年的代表，結果在該屆勝出的「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司徒華有159票，「香港工會聯合會」 （簡稱「工聯會」）譚耀宗有135票，「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李承礎有126票，香港公務員總工會陸冬青有118票，公工聯黃偉雄以1票之差輸給陸冬青出局。黃偉雄、陸冬青同是公務員，部份票源重叠，陸冬青又得到工聯會支持，工聯會因不滿黃偉雄在中英爭拗中偏向英方，擺明要搶公工聯的席位。（詳情參閱本網站另一文章：〈八十年代勞顧會爭奪戰〉）
梁籌庭回憶前塵往事說：「該屆我有份競逐的。因為文書總會要我藉勞顧會選舉來打響工會的知名度，就算是陪襯，甚至大比數落敗都不是問題，只求工會能出名，一定要參選。」他認為每個工會都有如此想法，只好順從，結果落得背上「反骨仔」的汚名。梁籌庭回想黃偉雄認為自己分薄他的票，認為雖然他們兩人同是公工聯的人，票源相同，但是選舉結果顯示梁籌庭只有廿多票，應該對選情影響不大。
事實既然如此，那麼公工聯票去了哪裏？自此梁黃兩人關係開始出現裂痕。
梁籌庭直接指出：「其實黃偉雄輸在阮澄波手上。」阮澄波是「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簡稱4A會）代表，沒有依照公工聯事前約定投黃偉雄一票。阮澄波事後公開說：「我和黃偉雄有矛盾，所以不投票給黃偉雄。黃偉雄死在我的手上。」當時公工聯的人為了清白起見，投票時大家坐在一行填寫，互相可以看見大家投票取向，所以各人的投票動向大家都清楚的。公工聯雖然事前商討統一了投票方向，但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依從，各屬會可以自由投票。
勞顧會是一個非法定組織，現時委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負責就有關勞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國際勞工公約的適用情況，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勞顧會由勞工處處長出任當然主席，共有12名委員，分別由僱主及僱員兩方面各6名代表出任。
勞顧會於1927年成立，其時成員包括大公司、政府部門和軍部代表，沒有工人代表。1946年它發展為一個由政府、資方、工人3方面代表參與的組織，由勞工事務主任出任當然主席，而外資僱主、華資僱主及大公司僱員各有代表出任委員。1950年勞顧會重組並且首次以選舉產生委員，在代表工人的4名委員中，有兩名由工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而其餘兩名則由政府委任。代表僱主的4名委員中，有兩名分別由香港僱主聯合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提名出任，另外兩名則由政府委任，每名人選分別來自外資及華資僱主。一直以來勞顧會代表都是由「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簡稱「工團」）包辦，工聯會則不聞不問。
踏入八十年代形勢起了變化，1981年工聯會與獨立工會、公務員工會聯手搶奪工團席位，協商分配席位，派出「港九石印業職業工會」潘子靖出選，結果以114票最高票當選，「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黃偉雄以109票尾隨第二位，「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司徒華以108票屈居第三席，工團代表敗北，港英則安排委任工團的「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彭震海、「港九集賢起落貨工會」李承礎為勞工代表，第6位勞工代表是委任「大東電報局（非海外派來）職員會」陳鑑泉出任。上屆3位勞工代表都是60多票當選，工聯會參選把當選票數提高了近一倍。
1985-86年的勞顧會代表選舉又起變化，工聯會支持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搶公工聯的席位，結果司徒華以159票最高票佔有一席位，工聯會譚耀宗以135票尾隨第二，李承礎以126票屈居第三位，公務員總工會陸冬青以118票奪得一席位。
接着的1987-88年的勞顧會代表選舉再生變故，選舉代表由4 人增至5人，競逐的候選人為公工聯黃偉雄、工聯會鄭耀棠、「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李鳯英、工團陳恩賜、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潘天賜、「香港外籍公務員協會」林邦莊，「海事主任協會」 鄭作群、香港公務員總工會莫家榮等8人。結果當選的鄭耀棠有129票，黃偉雄緊接其後有124票，以第二最多票重返勞顧會，李鳳英有121票，陳恩賜有113票。公務員總工會的陸冬青離世，改由莫家榮上陣敗北。公務員總工會出局，新當選的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自此一直至今都佔有一席位。勞顧會選舉正如世事如棋局局新，近30年勞顧會代表變化不大，形成了一個定格，工聯會、工團、港九工團聯合總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公工聯五分天下的恒常局面。直至梁籌庭在2016年的勞顧會代表選舉落敗前，這五會一直連任下去，「香港職工會聯盟」（簡稱「職工盟））始終沾不上邊。
1989-90年的勞顧會選舉公工聯內部再起矛盾，梁黃裂痕繼續擴大。公工聯開會選舉競逐勞顧會代表，黃偉雄的政治活動表現與中方距離日遠，成為愛國陣營的不受歡迎人物，肯定得不到左派工會的支持票，在這個情下必定會敗陣出局。為了保住公工聯的席位，黃偉雄決定放棄參加競逐參選代表資格。文書總會認為既然黃偉雄不參選，鼓勵梁籌庭出選。梁籌庭徵詢黃偉雄的意見，黃偉雄沒有答話，梁籌庭直接說：「我出選啦！」黃偉雄支吾以對，沒有答話。就在這個情況下梁籌庭去勞工處報名參選。
另一方面，黃偉雄私人支持蒙偉明參選勞顧會。是時正值北京組織公務員工會國慶觀禮團，按以往慣例由公工聯主席黃偉雄任團長，率領全港公務員工會代表上京，但黃偉雄與北京的不友善關係不宜帶隊上京，改由副主席梁籌庭任領隊。
公工聯內部選舉勞顧會代表候選人，梁籌庭以1票之差勝出。梁籌庭無意識下間接破壞了黃偉雄與蒙偉民的私人協議，兩人矛盾惡化。後來他為了兄弟免傷和氣，「算啦！」作出讓步，退出勞顧會選舉，讓路給蒙偉明出選。結果蒙偉明順利當選。在這件事上梁籌庭岔岔不平，自覺工作表現不差，如爛頭蜶般，認為黃偉雄存在職級歧視。
那一屆選舉公工聯內鬨，後來黃偉雄被指不尊重公工聯決定，逼原被選為代表的梁籌庭自動退選，於同年選舉公工聯委時誹謗候選人，影響他人投票。
接下來公工聯選舉，黃偉雄拉票倒梁，冀梁籌庭不能出任副主席，很多人勸黃偉雄不要這樣做。工會的朋友與梁籌庭交往中，多數人認為他是辦實事的人，不是搞搞震的人。黃偉雄並不罷休，結果梁籌庭輸了兩票給蕭賢英。當時黃偉雄是主席，拉蕭賢英打倒梁籌庭。
接下來公工聯換屆執位，梁黃又起衝突，黃偉雄拉蕭賢英競選副主席，以兩票之差贏了梁籌庭。
從以上事件來看，香港工會民主生活不夠成熟，存有「大佬」文化，領袖說了算等陋習，值得注意。
六四風雲
震撼全球的六四事件發生，「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不久就在多個問題出現分歧。支聯會董事局成員黃偉雄提出「慎防走上獨裁」的問題，與司徒華爭持不下，宣佈退出支聯會，李柱銘忍辱負重，半膝下跪要求黃偉雄以大局為重，不要離去，黃偉雄毫不讓步，堅持退出。支聯會內的公工聯一眾成員與黃偉雄行動一致，整隊人拉隊離開會場。在這情況下，梁籌庭與蕭賢英等公工聯成員認為對外起糾紛時，表面上要保持一致行動，全力支持主席黃偉雄，與黃偉雄共同進退，顯示高度內聚力。他個人上對黃偉雄有任何不滿，或不同意黃偉雄的決定，留待返回公工聯才爭論。
公工聯眾人返回工會後，各人就此事聲討黃偉雄。梁籌庭認為支聯會的活動有關民族，權益問題，黃偉雄不應加以傷害。有人認為黃偉雄為了一已私利作出不智行為。有人認為公工聯不可能在這情況下退出支聯會，當前要團結一致聲討中共，黃偉雄卻搞內鬨。
黃偉雄認為「民主與獨裁」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失當，如何在中華大地「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梁籌庭向支聯會索取公工聯屬會加入支聯會的名單，查看公工聯有多少屬會加入了支聯會，發現有部份屬會不知自己加入了支聯會，入會表格是黃偉雄代為填寫的，可能未經該會同意，很多屬會加入了支聯會自己都不知道。梁籌庭認為黃偉雄辦事獨裁，很多事情做完才向公工聯交待。
黃偉雄事件令全港譽論射向公工聯，公工聯不能承受這般壓力，部份人找「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的朱明勸黃偉雄自動辭職，以避鋒頭，一年後返回主席職位。黃偉雄不肯自動下台，公工聯召開執委會處理這個問題。會前梁籌庭等商談好，有足夠票數拉黃偉雄下台。計劃先讓黃偉雄自己引退，如果黃偉雄不辭職，動議投票罷免黃偉雄。
到了罷免投票時，黃偉雄提出要「明票」！但會章規定是「暗票」的，經過一番爭論，結果以明票進行，黃偉雄被罷免，另選蕭賢英出任主席職務。翌日各大傳媒報導了這件事，並列出了投票「倒黃」的名單。
黃偉雄質疑執委罷免的權限，要求舉行會員大會來決定，大部份執委都同意召開會員大會。舉行會員大會當天，各大傳媒紛紛到場。大會投票結果，30多個工會投下罷免票，反對的只有5票。
黃偉雄被罷免，梁黃關係的裂痕難以修補，兩人的矛盾直至現在仍未能冰釋。梁籌庭回首往事，認為黃偉雄誤會了，以為梁籌庭把他拉下馬。但梁籌庭指自己沒有這個力量。他進一步表白：當時自己的影響力有限，公工聯中人認為自己有如新界一頭牛，集會示威時能夠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亦由於自己能提供人力支援，所以和其他屬會關係良好，認為梁籌庭無機心。「我這樣的一個人如何能起飛脚呢！」
黃偉雄事件後，公工聯出現空隙，梁籌庭得以上位。好多同事都在偷笑，梁籌庭冷手執個熱煎堆。梁籌庭認為自己是公工聯內資歷最低的副主席，無殺傷性；職級低，對主席無威脅，主席可以無後顧之憂。梁籌庭自認當時是工運實習生。
香港工會除了存在無形的的師徒制外，還有濃厚的兄弟班情誼，對組織內部民主只有認識，未能存在生活中。罷免黃偉雄事件就把這個問題浮現出來。當面對嚴峻考驗時，成員能就分歧各抒已見，亦能顯示民主氣氛，但卻隠藏個人意氣、「大佬」作風等壞習慣。
1994年公工聯主席蕭賢英競選立法局議席，提早退休，不能再出任公工聯主席，部署由副主席梁籌庭上位，出任主席職務。梁籌庭有點擔心，問蕭賢英：「我得唔得？」蕭賢英說：「你上，我照住你。」梁籌庭說：「你真係照住我先好！」蕭賢英說：「我傍住你。上位啦！」梁籌庭得到蕭賢英支持安心上位。
第一日當主席梁籌庭內心在顫抖。職位不同想法的角度也不同：今天這事應該如何處理？香港工運路如何走下去？如何帶領公工聯前進？如何控制全局？梁籌庭不知如何當這個領導，心中沒底。
會議室內全是有地位有資歷的工運者，人人都是主席，職級在梁籌庭之上。以前，梁籌庭只是擔當啦啦隊的角色，會議上附和主席，無須直接面對問題，與不同意見者理論，甚至正面衝突。處事沒有顧慮，不必為任何人設想，平衡各方利益，只要按主席訂下的方針辦事就可以。當上主席面對各位理事，假設屬會之間有糾紛時，如何維護自己職系權益，而不失偏頗？
注釋：
一. 呂大樂著：《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2012，第178頁。
二. 呂大樂著：《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2012，第163-165頁。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