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議員各就各位，又有多少人會留意到，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堂雄辯滔滔，背後需靠助理如何努力發功？政治、社運工作並不只為兩餐，可是生活又總得要過，那麼應該如何思考自己與團體的關係？有由建制轉到社區團體的助理，指薪金福利於他而言不重要，即使待遇大跌也是值得，但亦有工作十多年的組織者認為，與團體終究是僱傭關係，而且工作也不一定與社運理想吻合。這個訪問系列，既要紀錄鎂光燈邊緣的功臣，亦希望為各位打算投身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提供參考。
立法會選戰落幕，熱鬧重歸日常，當選議員的助理們亦回到各自的崗位，繼續平常日子裡的勞動，直至四年後選舉再次來臨。這些在背後默默耕耘的一眾幹事和助理，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和「老闆」——議員和組織的關係？進入議會往往取得資源做應該做得事，但在討好選民務求取得選票之餘，又如何（無法）避免墜入政客陷阱，違背原來堅持的理念？
在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打滾多年的阿英，無論是在諮詢會上痛罵委員，還是於禮賓府前和街坊扮鬼扮馬演街頭劇，都總是以球衣示人。若非他自行道破，也不知道他曾是服務弱能人士的福利工作員，並在90年代為了抗議一筆過撥款政策，加入了和街工及職工盟有連繫的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才逐漸多接觸了勞工議題和運動。至2001年，阿英才因為其工作無法實踐理念，遂來了一個華麗轉身，告別社福界，並在翌年8月加入街工，開展了至今十四年勞工幹事的生涯。
阿英在街工的正式職位是立法會議員的助理，日常在位於葵芳的議員辦事處打躉。「唔知點解，大家好自然會將同事分做兩組，一組做社區工作，一組做勞工工作。」而阿英則屬於後者，負責處理勞工個案、組織工會及配合勞工議題籌備各種行動。儘管如此，阿英卻自言實際工作「雜不冷每樣都有啲」。
「好老實，自己嘅角色都幾雜嘅……特別係早年人手少啲嘅時候。」他笑說，「最激進走去舊府總部圍通宵，亦都同時會走去賣旗、賣糖籌款嗰啲，建制派都會做嗰啲呢。」由於街工早年資源匱乏，勞工幹事也要處理與工人運動無關的工作。不過其後，街工有更多人當選區議員，亦成功申請香港仁愛基金及開發了其他的資金來源，才多聘了人手，再培訓中心的職員人數甚至增加了一倍。分工更仔細，人均工作量也降低了，阿英亦終可專注勞工工作，處理求助個案和協助工會的運作。
半睡半醒助工友填表 選舉期每週做七十個鐘「唔出奇」
適逢選舉年，街工一如既往傾全黨之力助選，阿英所屬的葵芳辦事處更是責任重大。而由於多擺了街站，見的街坊更多，接獲的求助案件也比平常多，阿英的工作量亦自然倍增，甚至「一星期做七十個鐘都唔出奇」。肩擔的一邊是助選工作，一邊則是比平常遇要沈重的日常事務，職員如何兼顧？「嗰啲工會行政嘅嘢，拖得就拖囉……一定要做嘅嘢就一定要做。工友聽日上庭，啲文件你死都要死俾佢架啦。話之你8點鐘落區都好啦，你都要做起佢架。」
說到這段瘋狂加班的日子，阿英倏然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年立法會選舉，晨咁早去街站，跟住返辦事處接個案。有個工友叫我幫手填勞工處份表，我填下填下差唔多瞓著咗，我估啲工友都見到我醒下瞓下咁樣，不過唔好意思話我啫。」他尷尬一笑。
曾自覺助選不只是工作 領導明言暗示員工勿補鐘
競選工作如此勞累，辦事處職員可以補領薪水或假期嗎？阿英指出，議員助理理論上不應在工作時間內處理助選事務。可是，他憶述梁耀忠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前曾明言，參與競選工作純屬員工自願，以此暗示職員不應申報處理助選事宜的工作時數。當時的阿英自覺助選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由衷地希望能協助街工當選，故是自願的工作，因而也十分同意梁的說法。
而且，熱心幫忙的義工們也未獲分毫報酬，阿英亦自覺不應要求「補水」，「義工連食飯我哋都冇錢俾返佢哋，如果我哋咁都要補鐘，似乎講唔過去囉……你支持一個路線去參選，咁我哋係覺得呢啲嘢緊要，咪投入去做囉。如果係理解等於我喺工廠付出勞力、時間，我加咗班喇個老闆要補償，我就覺得唔應該咁樣理解」。當年有同事在選舉結束後堅持「補假」兩星期，阿英眉宇間似是有所不滿，「要做埋佢嗰份，心裡面真係想鍾佢兩搥」。
工時過長致「長期掹憎」 慨嘆少與兒子相處
街工職員的合約上標明工時為每週四十小時，有些同事也堅持每日只做八小時，不過阿英卻估計自己若奉行八小時工作，便無法把事情做好，也覺得過不到自己那關。而且勞工幹事的實際工時與工友息息相關，下班鐘數視乎工友的時間和有否突發事情要處理，「有時工會開會，啲工友係得今晚得架喇，咁你咪6點嗰陣唔收工，開埋會開到8、9點先走囉。」儘管阿英自願以私人時間處理工作及不補假，但多年來的長工時也令他的情緒經常處於繃緊狀態，並且「長期掹憎」。一臉和譪的阿英笑著說：「我做嘢嗰陣，面孔幾醜惡啊！」
長工時除影響情緒健康，也奪去了阿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近年係特別有啲感觸嘅，個仔大啦嘛，一個唔覺意就中學畢業架喇，呢啲位就多咗嘢諗囉。」阿英垂著眼說，「點解某啲時間冇同佢一齊？點解某啲時候冇支援佢？點解冇多啲同佢相處keep住啲關係？呢排會諗得多啲。」這些年來的遺憾，不多不少也是工時過長之故。
除了長工時以外，強積金對沖也是議辦助理普遍面對的問題。過去有其他勞工組織因資源緊絀，而選擇申請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阿英認識的一名同事亦於離職時被對沖遣散費。坊間有人認為勞工團體這邊廂叫嚷著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那邊廂卻又對自己的員工依法對沖，似乎說不過去。阿英聽來有一點不忿：「我又唔會好譴責（街工對沖遣散費）嘅，因為資源真係有限……就算我哋申請咗project，個project要請人，人工加強積金加埋勞工保險就呢個數喇，佢唔會批個項目叫遣散費咁架嘛，咁立法會議員薪津都唔會特別有個遣散費擺落去啦。」他覺得與其讓立法會薪津新增議辦助理遣散費開支的項目，倒不如要求政府全面取消強積金對沖，使全港打工仔也能受惠。
「公道啲講，呢度（葵芳辦事處）啲議員助理人數係嚇死人架，區議會加立法會嘅資源請咗十二個人。好多立法會議員係請四至六個人，一個人可以好充裕兩萬幾蚊（月薪），但當你發覺四，五個人嘅人工請九個、十個嘅時候呢，咁你明白啲資源係扯得好緊。」
親睹同事無理被炒 驚覺職員與領導「只是僱傭關係」
阿英為理念犧牲了家庭生活，在街工的經歷卻令他屢次沮喪。筆者早有聽聞他在街工內部運作職員工會一事，正好趁訪談乘機追問——「個工會一直都有嘅，我係活化返佢啫。」阿英低頭，臉上添了幾分凝重，「運作返個工會係一啲唔係幾開心嘅事嚟嘅。」
事緣2013年間，曾承諾「盡量唔炒人」的街工陸續解僱了幾個培訓中心的同事。陳英憶述一開始被辭退的是個別表現較差的職員，後來卻獲悉有表現不差的同事同樣被炒，他遂馬上聯絡執委，希望可以讓同事有機會申辯。然而該同事已感意興闌珊，不欲再留在街工，而阿英亦開始對街工的勞動狀況感到不妥。其後，一名負責庶務的培訓中心同事被執委即時解僱。「唔知點解成件事上，執委企得好硬，唔可以留佢（該同事）架喇咁樣。」阿英遂到培訓中心詢問諸位職員，了解狀況，卻發現被解僱的同事工作表現無大問題，頂多是對上司的態度稍嫌欠佳。
縱使執委態度強硬，而且事不關己，但阿英只覺「好唔想件事喺街工發生」，於是便以幾近哀求的姿態，請求執委會與該同事會面。可是，執委這邊廂以「裁員，冇錢請人」為由解僱同事，另一邊廂卻在會面前的短短一個月內，新聘了兩個半同事。在會面上，執委仍然堅稱解僱決定與同事的工作表現無關，只道是裁員。「當然個原因一定唔係裁員啦……真係失望得好緊要，連個理由都費事同我哋傾。」
最後會面爭取無效，阿英頓覺職員與街工原來亦只是一般僱傭關係：「街工呢類團體，我唔係對住執委出賣勞力，做啲異化勞動。既然你認同街工路線、政治取向，同街工成員share同一個理想，又有自主性去決定做啲乜嘢，真係同一般勞動市場嘅工人唔同架喎，大家（職員與領導）都係一齊爭取嘢嘅伙伴，只係位置唔同啫……但原來呢個諗法似乎唔係事實嚟。」
僱傭關係下工人隨時被犧牲 活化職工會保同事
「（解僱事件）當下發生嘅時候，情緒上係幾嬲嗰班執委。有一段長時間，大家就算唔係戰友，都係運動上嘅伙伴啦，但喺啲好重要、要秉持嘅原則度，點解大家會有咁大分別？」他仍然低著頭，平靜地說。
在這件事後，阿英自覺身為勞工幹事，理應為街工的其他職員做點甚麼，於是便活化了街工職員工會。然而街工其後鮮少有同類事件發生，工會亦因而再度歸於沉寂。他記得很久以前曾與街工領導談及員工與領導層的關係，並坦言認為大家並非一般的僱傭關係，豈料該領導忙不迭糾正他：「唔係啊，我哋真係僱傭關係嚟架。」
「當有僱傭關係嘅時候，原來工人隨時都會被犧牲。把刀係擺咗喺度，始終會有機會用。」阿英不無慨歎道，「有啲同事仍然好有憧憬，覺得可以喺街工實踐某啲嘢，有陣時我都有少少潑冷水咁話：『唉，我打工嘅啫！』」
為保選票不撐外傭 質疑「仲算唔算左翼？」
訪問時正值一眾政黨摩拳擦掌，準備派出成員報名參選立法會的時候。相比以往自願奉獻、全心全力助選，阿英現在只道：「嗰種肉緊同投入少咗好多。好老實講，街工成個選舉我都唔係好投入。」他認為難以一言概括街工的路線是否進步，「就好似瞎子摸象咁，大家睇到街工唔同嘅一面，有好唔同嘅印象。有啲部分走得好前，喺政治路線上好積極。」不過有些部分不僅難以稱為進步，更讓阿英質疑街工「仲算唔算左翼」。
以往有兩個涉及外傭權益的議題，在街工內部激起熱烈的討論，一是外傭最低工資，二是外傭居港權申請權的爭議。當時，部分領導和保守會員擔心外傭同領最低工資將打擊本地工人爭取的決心，言下之意就是「香港人都唔想外傭有最低工資，所以我哋唔應該支持」。而外傭居港權申請權的問題，更揭示了街工內的重大分歧。在街工的會員大會上，反對聲音佔多數，出席的會員大多不同意在港工作滿七年的外傭應同樣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
「外傭都好清楚係工人階級一部份吖，如果喺呢啲事上面工人階級唔互相支持，而係喺呢啲時候放棄佢哋，都真係講唔過去……我哋就算唔嗌外傭有權喺香港住，都應該至少要講外傭有權申請吖！」自稱「老左」的阿英，言談問隱約有一絲憤怒「自己幾失望……當時好明顯係選舉考慮。」的而且確，李卓人便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前，高調支持外傭就居港權申請權提出司法覆核，最終落得敗選下場。「嗰陣時都覺得可以低調處理，選舉嗰陣唔好咁高調，但都要有基本立場咖！」事後，本為街工會員的阿英悻然退會以表不滿。
阿英對街工現況的痛心失望，只因曾經歷街工最進步的時期。80年代期間，街工曾經積極推動工人運動，是當時政治主張相對激進的左翼團體。在八九民運過後，他某次參加天安門民主大學舉辦的一個有關中國工人階級的課程，卻赫然發現20個同學中有十多人均來自街工。阿英當時首次聽聞街工的名字，還不禁驚嘆街工如此進步。不過自領導於90年代出選立法會後，組織的路線便越趨溫和，更導致黨內分裂、部分活躍分子退出，令街工在該時期幾乎淡出社運界。
資源和理念，魚與熊掌如何兼得？
縱使阿英口裡說得如此欷歔，不過他終究未有離職。這邊廂說「幾廿歲人走得去邊」，另一邊廂又承認偶爾被他淋一頭冷水的新人，還是為他和組織帶來了一點朝氣。這些新人開始搞起了工友小組，「同佢哋合作過之後，又覺得喺街工仲有好多嘢可以explore、可以做嘅」。
他直言工友小組和工會是組織內相對進步的力量。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資源維持，故此阿英雖然對街工的選舉事務不如以前上心，但仍希望街工議員能順利當選，「攞多啲資源做我哋嘅服務」。畢竟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津貼仍是街工的重要資金來源，葵芳辦事處員工總數十八人中，就有十二人是以議會津貼聘請的。
身為「老左」的阿英，對代議政制與組織的關係自有其看法。他形容現時的選舉，只是達致民主的「初階一步」。「至少喺呢個階段嚟講，個選舉係逼到香港人去思考，甚至係推動佢地去實踐一啲政治理念。」阿英侃侃而談，「選舉帶嚟一啲討論、帶嚟一啲爭議，選舉係要說服身邊嘅街坊、工友，我哋相信乜嘢，點解呢啲嘢先work、我哋要做啲乜嘢……參選、助選，或者要求一個更合理嘅社會制度，成個過程都係帶來呢種討論，將個討論、爭議、實踐同埋將一啲社會現實、社會矛盾展現出嚟，將我哋工人、基層市民嘅處境，俾大家睇到。」
「但現實係，事情永遠有兩面。」阿英話鋒一轉，「如果純粹為咗贏議席而參選，頭先講嘢嘅就唔會發生，組織就會俾選舉拉住走……為咗贏可以做好多呢啲嘢，咁時候就會出現相反嘅效果，其實就正正體現咗喺街工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