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議員各就各位，又有多少人會留意到，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堂雄辯滔滔，背後需靠助理如何努力發功？政治、社運工作並不只為兩餐，可是生活又總得要過，那麼應該如何思考自己與團體的關係？有由建制轉到社區團體的助理，指薪金福利於他而言不重要，即使待遇大跌也是值得，但亦有工作十多年的組織者認為，與團體終究是僱傭關係，而且工作也不一定與社運理想吻合。這個訪問系列，既要紀錄鎂光燈邊緣的功臣，亦希望為各位打算投身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提供參考。
【惟工新聞】選舉剛過，民主派僅保否決權，建制派在鐵票力保下仍佔大部分議席。可有想過，在我們四年一度大罵建制大黨(s)禮義廉和出賣勞工時，在這群議員背後工作的人，工作情況到底如何，他們又抱著一個怎樣的心態勞動？
28歲的阿山（化名），在訪間當天身穿所屬的團體白色T恤，揹著有點使用痕跡的背包，恰好準時到達約定處。阿山給人的感覺樸實，且耐性十足，有問題都會解釋得盡量仔細，以求我們掌握清楚答案。這位現役社區團體的議員助理，單憑第一印象，難以想像他從前曾在建制大黨中工作。
合約工時內無法完成工作 放工嘆「今日又講埋啲咁嘅鳩嘢」
對阿山來說，當初選擇建制派，實屬機緣巧合，而並非認同當中的政治理念。「當時有朋友做建制大黨助理，工作範圍唔錯，而且遇到嘅人好似好豐富。見到某大黨雙料議員請人，咁咪做囉。」八大英文系畢業的阿山，並不想當教師、編輯等等學系一般出路的工作，便應徵了知名建制派議員的地區辦事處助理。
阿山當時入職的薪金是11,000元，合約訂明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但實際工時則要看情況。「又有會議，夜晚要sit同其他團體嘅會，日頭同政府開會，自己又要安排時間做文宣、設計工作……基本上都無時間做地辦嘢。」地辦事務如小至幫街坊換燈膽，大至在地區講議題，還有上述所及的一堆行政工作，工作量其實多得在合約工時中根本無法完成。
工作量雖多，但待在地區議辦的大半年間，阿山卻說不算難捱。「因為工作好忙碌，所以過得好快，反而更覺得唔夠時間用。」更重要的是，作為議員助理，即使處理不了街坊的難題，也可以四兩撥千斤。「有咩事我都可以推老細出黎，講句『我同X生講』。」
工作時感到不夠時間用，卻不代表生活感覺充實。在地辦的工作經歷中，阿山坦言放工時會對自己日間的所作所為難過，例如要向街坊解釋某些政策時，卻又與自己確信的立場互相違背，心裡支持議員拉布，面對街坊時卻要勉強附和，「話班人（拉布議員）好衰」。「所以我收工時會諗，今日又講埋啲咁嘅鳩嘢」，在立場與工作之間，阿山在工時以外，有更多糾結與拉扯。
講金不講心 補假要睇主席心情
地辦半年，認知到晉升無望，加人工也同樣無望，阿山便毅然轉到建制大黨支部內工作。既然不講心，轉職首要考慮的都是金，「我都係逗份糧心態，拎住啲錢無恥好過窮住無恥嘛。」阿山笑說。在支部工作的起薪點是13,000元，比在地辦時多了幾近20%。而且，大黨的加薪制度與政府一樣，有自動增薪（跳point），每年大約能加薪800至1,000元。以為僅只如此，原來大黨還有bouns派，金額「都有一個月薪金嘅六、七成」，加上醫療，節日食品等等額外福利，阿山說在大黨其實可以節省了不少日常開支。這條件以政黨助理來說，已可說得上闊綽。
但隨著人工上漲，工作壓力亦當然有所增加──工作範圍從在地辦工作時只要管理一個地區，到轉入支部後，要同時管理七個選區，要名符其實的一眼關七。對阿山來說，當中最煩人的，是要應付團體會：第一，在與互委會、聯誼會、曲藝社等團體開會時，他們要辦活動卻又處理不來，阿山就要落水幫拖，增加了工作量；第二，因要管轄的範圍增加，在約開會時要處理較複雜的人事問題，哪些團體或個人不能同場都要考慮，得好好記住以免麻煩；第三，支部要辦大型活動時，通常在晚上才會開會，如此一來連晚上都要貢獻給工作。
即使忙碌至此，香港打工仔OT沒有補水是常識吧，而想補假，還得「睇支部主席心情」，因支部的人手調配（包括分工、休假、工作時間等）全部由支部主席管理。大黨裡每個支部的運作都不一樣，並沒有明確的做法，比較鬆手的支部做法是：OT有補鐘，休假日返工補假。可惜阿山卻未有遇到一個好主席，他也不禁自嘲「好不幸地，我做過嗰兩個（支部）都係比較刻薄」。阿山在工作日OT並沒有補鐘，如果休日突然要額外工作，才可申請一整日補假。
休息時間雖少，阿山卻自言很少請假射波。因他在大學時，老師曾說做任何一行、任何位置都可以發揮貢獻，故此他寧可「落力做地區事，好少請假」。同時，他在建制大黨的大龍鳳如誓師、遊行等都可缺則缺，「我會自豪遊行無入過鏡囉……但咁講其實都係另一種逃避嚟。」
阿山的掙扎在2014年佔中時最為繃緊：「我唔想半夜食催淚彈，第二日叫人反暴力聯署。」
轉工為志業月薪減4千 收工秘撈僅月儲幾百元
在建制大黨工作五年後，阿山終於決心離職。政黨助理前路茫茫，「政黨最多逗兩萬，可以做一世……雖然份工好平穩，但政黨助理唔可以話『撈得掂』。」加班情況自不在話下，有關前途問題，也沒有留下一條可走的活路。在大黨內當助理，升遷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因循著文職的路徑升上去，要不就去參選。阿山會說，文職難做一世，不甘於「嚟嚟去去都係咁」；至於參選，除卻分分鐘all or nothing外，要入閘，更先要看支部主席是否願意推薦，俾人「上位」。
於是阿山輾轉下轉職到了某社區組織的地區議辦工作。阿山見工時，他已與老細講明人工不能少過13,000元，因為只有這個數額「加加埋埋我每個月先有500蚊自己使」。數怎樣計？家用已佔一半，另外還得向政府還grant loan、車資、卡數、兒子上幼稚園的學費與飯錢、隔2至3個月買一次模型、太太「春秋二祭」拍拖使費……光是應付這些基本開支，已差不多花光一整份薪水。
就算一轉工已驟減4,000元收入，阿山仍形容組織「offer不俗」，因為對他來說，他轉工過來是為理念做事，「唔係為錢入去」──在訪問期間亦多次提及現在工作是「志業」而非工作，對放假、醫療等等福利都不太重視。
實踐志業需要付上代價。轉工後為了要幫補家計，阿山放工後還得秘撈勤補習與編寫教材。最高峰時，一星期有五個學生，一至五補三個，週末補兩個。即使不補習，亦要寫文交稿。幸而現時的組織工作時間有彈性，例如可以提早一點放工去補習，同事之間亦可以講聲，互相補位。
但這些生活的小確幸，也改變不了生活幾乎全數奉獻給了工作的拮据，「一星期見個仔都唔夠20個鐘。」阿山感嘆。現在組織返星期一至六的輪班制，也只有星期日能真正放假。
不過在地區工作之外，阿山對現在的位置卻還不滿意，太多制肘。目前他將眼光放在議員位置上，他認為，畢竟日後的路只有參選才能自己話事，做得更多。「好似HA（Hidden Agenda，香港著名獨立音樂表演場地，多次因工廈政策拖累面臨逼遷）要執笠咁，其實應該要幫拖，但老細唔肯搞，就無咗件事。」對阿山來說，工廈使用者也是弱勢，他希望能為之發聲。可惜不在其位，謀不到其政。
光譜所限轉工困難 建制大黨工作有得著
暫時為止，阿山尚未想到轉工。他形容議員助理的工作「周身刀無張利」，即使轉工也行頭狹窄，很多人只會轉到NGO或做傳媒。若要在行內跳糟，則以光譜為界，除非是泛民轉到泛民，或者建制轉到建制，否則就要面對僱主是否信任的尷尬問題，同時自身須要承受的的心理壓力也不小。阿山從建制大黨轉到為基層服務的社區組織，就有此情況出現：「我自己就係，有時俾同事問起以往經驗，或者同事講一兩句開玩笑嘅說話，就會感到焦慮同不安。」
況且這份工作能給予阿山的滿足感根本無可取代。在這個位置上，他看到人在制度間的無力，同時有能力去幫助他們去面對制度的困難。現下的社會流行大議題、大制度，小市民、小生活卻鮮有人去真實地觸摸。「有時我會覺得鬱悶……我地可以集結50萬人，嘗試改變呢個城市嘅命運，但係更多時候無法又無意去聽一個尋常家庭嘅呼救。」阿山說，他慶幸轉工到現在所屬的團體，因為他們不會為了議席只談制度不講個體，他認為組織正是相反地從個體出發為社區充權。
雖然做到的工作仍然有限，但待在現在的組織，至少不會感到難受，阿山甚至會說感到「自在」：「以前喺大黨被人撕單張都唔會有感覺，但而家遇到街坊掉單張就會好嬲。因為我地真係做緊啱嘅事嘛。」相較之下，他在建制大黨工作時，只有感到「分裂」，遇上不少事情讓他感到無奈，「新東補選嗰陣，我自己想投A，但拉票就要拉B。」不過，他也提及，其實也有一定數量在建制派工作的人，同樣都身在曹營心在漢：「例如雨傘時期，有同事鈴聲係『今天我……』架。」。
討厭歸討厭，阿山在任大黨時仍是有些領會帶走。首先，在地區辦事處其實體會到街坊的人情味，他就試過自己買兩箱杯麵在辦事處做午飯，街坊看見會給他加菜。其次，大黨對選舉的專業與如何執靚招牌，阿山認為很值得泛民借鏡。「（掛banner）索帶點索都會執得好正，要緊，banner要掛得直，索帶又要留意唔可以拮親人。」他認為，這樣可以吸納到更多街坊的信任。最後，在大黨工作時，阿山體驗到打關係的必要。對街坊還是對政府部門也好，都是識人好過識字。「例如對政府部門，你想做嘅嘢有灰色地帶，你打好關係，佢地就會話『無寫到唔得架，你咪做囉』。」
更重要的，是學到如何實在地體會區內居民的需要。人人聽而厭之的蛇齋餅粽，對阿山而言，其實同是一個建立社區關懷的手法。他認為，對很多年長街坊而言，蛇齋餅粽都只是代替家人關心的寄託，他反問：「你估佢地真係恨你啲月餅咩？」這也是地區組織必須學習的問題，「蛇齋餅粽只係視乎你點樣用……其實只要做呢啲嘢嘅同時，唔違背市民，繼續政策倡議就OK。」阿山認為，這些關乎地區的小事，即使非為了選票，都要繼續去做。只有如此付出，一點點的累積關係，才能建立社區網絡，推動公民充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