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腳、馬眼、神仙肚」，這句由上世代流傳的口號，描述的是香港傳媒業僱員多年來的工作環境：為及時採訪報導，不單要第一時間到達現場，更要一眼關七，適應不規律的生活作息。現代記者面對的，看來起碼再要多加幾項——影相、拍片、直播，還要能忍受跑輸通脹的微薄收入。年輕一輩記者能熬個兩三年已是相當「捱得」，能熬過初入職滿腔熱血的時期，又是否能見到苦盡甘來的一天？在傳媒業實踐理念，所需付出的代價又有什麼？對於曾在媒體行業任職近十年時間，曾經歷「搏殺」日子的袁慧妍來說，在主流媒體嘗試實踐理念，記者首先要習慣的是「等」及「交換」。
新入職恍如木人巷 無限 workload 中找尋志向
袁慧妍從香港大學傳理系畢業，但擔任記者的歷程在本科生日子已開始。由大一暑假在《蘋果日報》任實習生，其後一直擔任兼職記者，畢業後獲正式錄用。入行歷程暢順，或多或少是源於從小對記者職業的憧憬：「嗰陣我去港大面試，教授問我點解想做記者，我都好誠實答嘅，第一係細個已經覺得電視機主播可以講到咁多我唔知嘅嘢係好神奇。點解電視機入面個人知咁多嘢嘅？所以好細個已經諗緊到底新聞係啲乜呢。第二就係想搵一個真相出嚟，覺得去報道真相，個社會係咪會公義啲呢？之後唔知點解教授就話好鍾意我，即刻話會收。」
大學畢業時，袁慧妍已在蘋果日報擔任兼職記者達兩年（圖：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畢業後在蘋果港聞版工作了兩年，不同版位、題材的稿題也試過，由「李八方」的政治八啩新聞，到監察酒樓使用魚翅情況、到報導2010年菲律賓人質事件，袁慧妍都曾著手。
入職初年往往很難熬。回憶開初接觸報業分秒必爭的工作環境，加上大學時期學到的業界知識有限，要短時間內學習大量技能亦曾因工作效率低而被上司嚴厲責罵。不過更難熬的，或許是新入職時，要獨攬最麻煩的工作那段時期：「新入行係要捱嘅，捱嘅意思係，要喺出面食風食十幾個鐘嗰個又係你，要同時就四個唔同議題扑咪嗰個都係你。」不過，在她眼中，這段時期亦是新人快速成長的時候。「你試吓落街做街訪你就明，做街訪簡直係一項訓練，你能唔能夠攞到想要既 soundbite，問唔問到要問嘅嘢，仲要識睇眉頭眼額，究竟呢個人係咪會留低同你講多兩句。」她認為，難熬的日子是報館訓練新記者的方法。「係唔好受嘅，但我亦唔會全盤否定佢哋某一種訓練方式。」
提到那些不感興趣的工作，她談到在《蘋果日報》曾著手一則關於可口可樂減容量的新聞：「點解可口可樂由355毫升改到330毫升要做A1?我而家都理解唔到，飲少啲可樂會死㗎咩？」
亦是在報館當記者的兩年，她逐漸摸清自己真正關注的社會議題。雖然並非生於富裕家庭，袁慧妍直言從小到大父母皆努力工作為她提供所需。加上就讀 band 1 中學，又升讀香港大學，她一直深信只要循規蹈矩，跟隨社會提供的道路就能過優渥的生活。直到當上記者，她才發現社會上有眾多不同因素令好一部分人要過上困苦的生活。她憶述2011年採訪一名居住工廈劏房的大學畢業生，才發現原來即使是年青力壯、大學畢業，也有可能被迫處於貧困之中。「我無諗過會有人話俾我知『我好耐無坐過梳化，因為我間房根本無』，而我嗰陣聽緊電話就係坐喺梳化聽佢講。」
隨著有機會採訪殘疾人士、劏房戶等基層群體，袁慧妍感受到自己最想報的，並不是鎂光燈所聚焦的政治爭議和社會熱話。「好多人關心嘅，其實就係我無興趣做嘅嘢，因為好多人做緊，使乜我去做？我成日想發掘一啲未有人做嘅（題目），或者無乜人關心嘅人，可唔可以俾個平台佢講吓嘢呢？」提到她一直堅持書寫的殘疾人士新聞，她坦言此範疇一直是「票房毒藥」，往往最少人有興趣，但她仍堅持報導。
轉戰雜誌社 實踐理念要靠「交換」
在報館的數年，雖有機會接觸大量不同議題，但由於工作節奏快，每篇報導能觸及的深度也相當有限。「時代嘅走法係，除咗要有片，仲要快，結果係忙得太緊要。嗰時我成日覺得啲新聞係咪可以寫得深入啲，精緻啲？可唔可以唔好為咗快，拿拿林就算？」數百字一篇報導的限制，結果是每位受訪者的故事只能匆匆帶過，連「坐低慢慢傾、慢慢寫」的空間也不容許。正是這種創作限制讓她決定離開供職四年的《蘋果》，轉戰雜誌社。
離開報館，袁慧妍先是在《東周刊》擔任記者。後來卻因政治立場難以相容，以及難以配合工作氣氛，只逗留了九個月即離開。輾轉之下，舊上司挖角，在2013年她又回到舊東主壹傳媒旗下的媒體，加入《壹週刊》政治組，一直做到2017年才離職。
喜歡報導弱勢故事，又何以加盟政治組？「我本身唔係好鍾意做政治故仔，但我老細嗰時叫我入去做，就話『叫就叫政治組㗎唧，有其他故仔可以照做㗎嘛！』」原本打算打著「政治」旗號涉獵其他範疇，豈料實踐自我的空間卻隨年資增長而收窄。進入《壹週刊》後，袁慧妍曾被委派集中跟進數個議題，首先是2013年碼頭罷工，然後由2013年中開始長期跟進「佔中」動向，直至2015年初。「佔中」及雨傘運動風波大致平息後，她先後負責跟進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以及2017年特首選舉。在《壹週刊》的日子，她發現自己愈來愈把心力放在不感興趣的議題上。「頂唔順要做咁多選舉。我跟本唔鐘意做選舉新聞，因為睇到太多人性。」
除此以外，平時還要「食」許多自己不太願意做，但求催谷收視的稿題。「有啲元素我梗係知會爆啦，嗰啲乜鬼嘢『出租男友』放蛇故，八啩吖嘛。呢啲你預咗爆先做，你預咗你要交一啲故仔去換其他你想做嘅嘢。」隨著年資增長，她愈來愈清楚，要在主流媒體實踐自己認為要做的事，或多或少有「交換」元素。「我曾經都有急躁嘅時候，好想每篇都即時有影響力。但做耐咗就知道係一種交換，可能做99或999單都係好悶或好無意思，可能只有一單係有意思，但如果嗰一單就係咁爆咗出嚟，令到有啲嘢改變到，咁好值得交換喎。」
「交換」的方法就是，要向老闆妥協，先將政治新聞及其他枯燥乏味的稿題完成，換取空間寫自己真正關注的議題。在《壹週刊》，每星期各組別記者及採訪主任聚首一堂，商議下星期各人著手的稿題。「嗰陣時 book A，有三四隻故仔，一篇幾千字。咁你有唔同組別，有人物組、黃賭毒組、財經組，所以稿嘅量又唔係好多。但第一，有時會覺得無好嘅故仔交出去好樣衰，第二我自己真係好多嘢想做，所以我都會幾主動去搵唔同故仔。」回想當年提議稿題的積極程度，她想起在初入行時已相當進取，甚至在《蘋果》時期曾因此間接得失同事：「當年有啲同事半講笑就話『使唔使咁認真吖後生女……』以前好想做勞工或殘疾故仔，但的確可能碰觸到一啲位，令老細覺得點解跟開嗰位同事 check 唔到㗎呢？嗰陣可能細個唔識。」
不過，這種「交換」能夠成立，除了靠她自己爭取，亦需倚靠一個合拍的上司。「我諗係做嘢嘅方法，大家比較通得到，比如我未講完我要講嘅嘢，佢就會話：『啊你想咁，好吖。』有種互信喺度。」在她記憶當中，提出過的的稿題有九成以上都獲上司支持。
袁慧妍個人的勤奮，加上各種助力，結果是在狹窄的空間中，仍能實行自己想做的題目。甚至是同事間不大支持的稿題也能力排眾議、付諸實踐。2014年6月，上千人連續四個星期五聚集在政總外反對新界東北撥款。6月14日，有人發現警察喬裝成示威者潛入集會現場。袁慧妍看不過眼，在會議上提出6月20日到集會進行調查報導。「嗰陣時啲同事反應一般，佢哋覺得差人執行職務有咩問題唧，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公唔公道嘅問題，同埋有咩需要到警察喬裝先？」後來上司仍容許她嘗試寫這個稿題，而最後亦真的在集會再找到喬裝示威者的警員，並且完成報導。
翻查當年報導，袁慧妍面對警察咄咄逼人的氣勢，或多或少反映了她面對社會不公的不屈：
記者再上前詢問他是否警察，他呆了一呆，三秒後用雨傘擋着記者鏡頭。
便衣︰「唔該你唔好阻住我……我冇必要答你吓嘛！」
記者︰「冇戴委任證係咪違反（內部）規條？」
便衣︰「違反咩呢請問？」
記者︰「警例囉！」
便衣︰「警咩例呀？」
記者︰「你唔係差人？」
便衣︰「係唔係同你有咩關係？」
報導「出街」後，當時的社會反響其實很有限，豈料事隔五年，「反送中」一役有人翻舊案，警惕同路人，對袁慧妍來說也算是意外收獲。「覺得做咗一樣嘢，就算呢樣嘢當刻未至於好多人關注，起碼留咗個底。」
要改變社會 需先學會「等待」
與「雨傘一代」受社會運動啟發而入行的年輕記者一樣，袁慧妍抱著改變社會的願景，以充當第四權為目標加入傳媒行業。不同的是她更早入行，亦比不少年輕記者堅持了更長時間。連同大學時期的兼職日子，她已當了九年記者。在這些年裡，她發現要在崗位中實踐抱負，除了講求一腔熱血，更需要耐性。
袁慧妍憶起雨傘運動結束後，隨著社會又回復平靜，自己則回復之前撰寫枯燥稿題的日子，體會到「靜候時機」的重要性。「唔係想講個假象俾有抗爭過嘅年輕人知，而係想俾佢哋更早知道個現實係點，個現實唔係你改變唔到個社會，但你更多時間同能耐就係喺度等待呢個機會。都係嗰句，唔好諗住速食，啲人可能以為掉個汽油彈個政府就會跪低，就係唔會，等於你唔會寫完一個報導個世界就會變。你要學識接受有三四年時間係唔知自己做緊乜。」
當然，在等待時機以外，如何能在被委派報導的議題中發掘新的角度也很重要。「比如我真係好想講勞工議題，但成場反送中運動剩係講政治，或者剩係講差人，咁可以點？但係咪完全無空間講基層勞工呢，其實唔係，點解要由清潔工負責清洗地鐵站，剷（文宣）貼紙？」亦是在這些情況下，記者才能夠透過寫更多好的文章，獲得上司信任，讓自己免於被委派報導枯燥的新聞。在這裡，「交易」的邏輯又再浮現：「老實講，我總會有自己既自我，覺得自己寫既野係好值得出嘅，咁你就要問下囉，我有啲乜嘢可以 trade 到返嚟，會唔會係有啲故仔都係真係要交，令下次自己有更多 bargaining power。」 “Bargaining power” 這個一般只在求職或勞資談判才出現的概念，在袁慧妍眼中，反倒成為她實踐政治理念必須緊握的武器。
講求耐性的地方不僅於此。袁慧妍在職期間，需要忍耐的遠遠不止這些「難頂」的稿題，還有難頂的人、上司、以及辦公室文化。提到不快的工作經歷，她憶起一次因老闆放假，需要與另一名立場品性皆不合的採訪主任商議稿題。「一個長者男男同志嘅相展，嗰時對呢個議題好有興趣，長者已經無乜人有理，男男同志更加無人睇。但佢地的而且確係香港生活緊嘅一群，好邊緣嘅一群，點解唔可以講？……跟住個上司就話：『咦，咁核突！』直接 ban 咗，我嗰吓真係呆咗，無諗過佢會咁樣駁我。」又有一次，在《壹週刊》各山頭明爭暗鬥之際，另外一組要求在她撰寫的林榮基案報導中加插該組的「獨家」資料。「夾硬要加落去我隻故仔，我梗係滴晒汗啦，梗係問返林榮基覺得有無件咁嘅事。咁當事人就否認咗，話一定唔係，但最後都照出咗（該資料）。呢啲就係老細之間嘅角力，我當時都會嬲。」她直指，《壹週刊》的山頭主義是她最後決定離職的原因之一。
面對多重難關 傳媒業還是實踐理念的地方嗎？
面對繁忙的工作、「有意思／無意思」新聞之間的取捨、職場內各種人事矛盾、員工間的競爭，加上低微收入，年輕記者鬥志被消磨，看來是必然之事。而「等待」能持續多久亦不全是意志問題。在記者行業普遍低微的工資之下，面對隨年齡增長而來的經濟壓力，能留下來的人才是少數。「呢個行業，男嘅入行已經少，留喺度嘅更加少，就係因為啲男仔認為要結婚養家，點樣令太太同屋企人覺得自己俾到一個幸福嘅將來呢。」
也是因此，袁慧妍能夠理解為何不少年青記者最後不能長留在行內。「我覺得未必係佢哋唔堅持，係佢哋無咁嘅機會去將自己想做嘅故仔做得到。因為行頭好細，真係際遇問題，你睇吓有幾多個媒體係咁自由？好多人話『唔做呢間咪去網媒啦』，喂《立場新聞》都執過啦，你估《眾新聞》好易捱、《端》好易捱？每個傳媒都有佢嘅限制，究竟佢夠唔夠錢請更多人。咁佢走唔係佢唔堅持，我覺得無得責怪。呢個係香港新聞行頭到而家一直存在嘅問題。」回望過往留在傳媒業多年，她能夠堅持如此長時間，除了是有熬下去的意志，而是因為有機會與一個立場、做事方式相近，而且比較開通的上司共事。而在本已受建制陣營佔據大部分空間的傳媒業界當中，能夠進入非建制的壹傳媒，更能夠遇到這樣的上司，是很多人都難以奢望的條件。「老細關係唔好，sell 乜（稿題）都無用。」
面對如此處境，記者可有嘗試改善機會，令自己在工作場所有更大發言權？就她觀察，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另起爐灶，自己辦民間媒體。「我覺得（自己搞獨立媒體）係一個出路嚟㗎。其實係講緊你可唔可以專注做某類型新聞，而搵到自己定位。但當然資金運作、人手等等，要自己諗一個 business model 啦。」
然而編採自由的另一面，往往是更嚴苛的物質條件，以及獨自上路的孤單。她憶述兩年前剛離開《壹週刊》的時期，有另一位同事離職，打算自己搞獨立媒體，也有邀請她參加。奈何她當時已答應到張超雄議員辦事處任職，未能幫助，而該位同事最後亦回到《蘋果》工作。「你有無一班咁志同道合嘅人，咁堅持地坐埋一齊，如果有嘅話，真係、真係要珍惜。」
離開傳媒行業，轉到議員辦事處擔任議員助理的袁慧妍，雖然工作內容仍有相似之處，但面對社福倡議所需的龐大知識，仍感到非常新鮮。「去到阿 Fer（張超雄）呢度先發現，原來有咁大片土地我係完全未開發，『照顧者政策』嗰啲……之前耀東邨殺妻案，係我哋主動去探，幫佢寫求情信，之後跟據照顧者政策，扣連去長者院舍夠唔夠、社區照顧夠唔夠。」
回顧袁慧妍迄今的傳媒業生涯，她在採訪2013年碼頭罷工時的體會，巧妙地成為了她九年來的寫照：「你可以想像，你做記者既生涯入面九成半嘅時間都係等，等有嘢做，等有事發生，等有工友出現，等有工友有料爆俾你，每一日都喺度等。」將這個道理放在記者生涯，就是一直等待能夠改變社會的時刻來臨。分別在於，採訪碼頭罷工，忍受的是難以打發的時間，而記者生涯中「等待」的時刻，所忍受的是枯燥乏味的稿題、職場內的人事矛盾，以及較嚴苛的生活條件。在各種助力扶持，加上個人的推動力，她在行內留了整整九年，才決定轉換跑道。對她來說，現在是換了一個新的位置去推動社會改變。「我一直最想做嘅係如何改變世界，如何令弱勢聲音講到出嚟，只不過係用緊唔同嘅平台、唔同嘅身位、角色、方法，去做我自己做嘅嘢。我會唔會有一日返去做傳媒我都唔知㗎，但我就係儲緊一堆經驗令我可以繼續做呢樣嘢。」
離開傳媒界後，袁慧妍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圖為她2018年在粉嶺哥爾夫球場示威（圖：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