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過去，似乎沒有什麼重要結果。在峰會前的中日會面，安倍晉三與習近平皆同意要盡快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和「日本-中國-韓國自貿協議」。安倍主動提到維持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重要，更主動邀請習近平在明年櫻花時節「作為國賓訪問日本，讓日中關係再上一個新台階」。特朗普雖然提及香港，中美關係的主要進展卻是關稅戰暫停，是這次峰會少數較明確的影響。會面尾聲，各國領袖一致通過《大阪宣言》，表示會致力實現自由、公平、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持續開放市場」，《巴黎協定》的簽署者（除了美國）又重申將完整執行協定內容，各國亦贊同日本的「大阪藍色海洋願景」，目標是2050之前清除塑膠造成的海洋污染。然而，一些評論家和國際環保團體卻批評這份宣言以至G20本身「得個講字」。為什麼G20很多時看起來都只是「得個講字」？這是事實嗎？如果不是，G20到底有什麼作用？
G20的成立背景
一切要從G20的起源說起。G20的前身是G7，1970年代能源危機後，七個已發展國家的領袖至少每年會面一次，商討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目的是防止國際金融危機再次發生。他們的決策影響全球，但很多國家無法參與會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G7國家認為需要與較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商討國際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由是G7擴展為G20，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共和國等國及歐盟加入，1999年建立了G20財務部長會議。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雷曼兄弟倒台後，G20首長級峰會首次舉行，並在2009年宣佈取代G7成為全球主要經濟論壇。除了經濟問題，G20亦會協商其他全球議題，如今年的大阪峰會的八大主題包括「環境與能源」、「可持續發展」、「全民健康」等。
G20好多時的確「得個講字」，而且唔係個個講嘢有人理
G20的原意是讓更多國家能夠參與國際決策，達成更公平有效的國際合作和協商，解決全球問題。然而，這個目標是否達到？事實上，大國經常主導G20峰會的議程和最終宣言內容，各國簽訂的協議亦無甚效力。
在貿易方面，由於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國反對在2018峰會的宣言裏肯定多邊主義，最終各國亦要讓步。特朗普亦沒有出席2018峰會裏關於貿易的會議，只是與習近平吃晚飯時商討貿易事宜。今年G20的焦點亦是中美貿易戰，多國就全球議題的協商變得次要。
在處理貧富懸殊的問題上，G20過往宣言有「減少不平等和貧困」的字眼，《大阪宣言》第二段亦指「通過解決不平等現象，我們致力創造一個良性的（經濟）增長循環，實現一個所有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的社會」。然而，根據樂施會對G20其中18國家的調查，從1990-2010年的20年間，只有四個國家收窄貧富差距，其他14國均有加劇的情況，同期一些不屬G20的低收入國家（如馬里、埃塞俄比亞）反而較大幅度收窄貧富差距。【1】樂施會的另一份報告亦指出在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62人擁有的財產相等於最底層36億人（全球一半人口）總共的財產，自2000至2015，這底層36億人只分到全球財產增長的1%，而50%的增長都到了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手裏【2】。G20國家的GDP總量佔全球85％，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額八成以上，人口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二，自然責無旁貸。比如法國政府在托兒、教育、技術培訓方面的服務不足，令家庭背景和階級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3】。在最底層的三分一人口，只有三成兒童能得到正規育兒服務，相比總人口有六成兒童可得到正規服務。「三不」青年（指不在學、不在職、不在接受培訓，又稱尼特族）的比例高於歐盟平均比例。法國教育參次不齊，學生的階級背景影響其所接受的教育，而學歷影響就業（中學畢業只有51%獲聘，大學畢業則83%），低技術人員獲得培訓的機會更是常人的二分一，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
G20其中18國家貧富差距調查
非G20低收入國家貧富差距調查
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印度、日本等國在2013-2017年間增加對燃煤發電廠的補助至近三倍，日本更是G7中唯一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後仍計劃增加燃煤發電的國家。日本在2011福島核災後，並未致力開發再生能源，反而重新依賴化石原料。2010年，日本化石原料佔能源構成65%，2016年已升至84%【4】。日本的能源政策亦不只是一地問題，該國還資助越南、印尼等國設立大型燃煤工廠，以及在全球發展化石原料產業，以確保日本海外企業可向本國出口能源。在2017年，日本企業（包括本地及海外）所提供的石油和天然氣佔當地使用量的26.6%，政府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比例升至40%【5】，可想而知政府將繼續支持日企發展化石原料。
G20的實際作用：堅持自由貿易原則
G20一些重要政策「得個講字」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雖然G20宣言沒有法律效力，但有設定議程的作用，一些重要的全球法定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組織（WBG）會根據宣言行事。自由貿易政策將成員國（以至全球）置於激烈競爭中，各國政府被迫以低稅率吸引和挽留資本，難以增加公共開支或投資基建，甚至私有化公共服務，增加民眾生活成本。英國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期私有化水業、能源業和鐵路業。2017年有分析指出【6】，若水電業重新變為公營，每戶每年可減220英鎊，即約2165港元。鐵路費亦在2010至2017年間上升27%，若變為公營，每人的季票可減1014英鎊，即近一萬港元，一年則四萬，相等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月薪。
除了各國政府自發推行的政策，IMF向國家（一般為發展中國家）貸款時，亦會要求該國家推行緊縮政策，量入為出，儘快還清債項。阿根廷政府因在2018年接受IMF貸款，減少低收入群眾的各項補貼（包括電、水和交通），使他們在通脹率達31%下的情況百上加斤。政府亦減少醫療和教育項目、減少對基建的公共投資，並在公營機構實行凍薪、限制人手的措施【7】【8】。在「重債務國計劃」(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y Initiative) 中，即便對象是最為貧窮、背負巨額債務的國家（如非洲中部的國家），IMF借出低息貸款時，還是會要求這些國家實行「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包括公營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本地產業的補貼、減低規管勞動市場等政策，令貧窮國家的本地經濟和勞工權益受損。
自由貿易使環境保護的政策受到很大限制，不完善的法例才能吸引資本。當氣候變化牽涉到各國能源產業的問題，發電成本、產業競爭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成為主要考慮因素，各國政府對燃煤產業的資助也就不難理解。G20在貧富懸殊與氣候變化方面的宣言容易成為空談。各國的競爭關係亦令矛盾爆發時，各政府（尤其是大國）往往無視協定，甚至拒絕磋商。
民眾行動的方向
G20峰會的各國元首無法平等磋商貿易安排和國際事務、無助解決（甚至加劇）迫切的貧富懸殊與環境問題，這些問題是否只能懸而不決？在2017年德國漢堡市的峰會，170個組織（包括當地政黨、工會、智庫組織、綠色和平、樂施會等）走上街頭，抗議G20「維護一個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制度」，要求設立合理的稅收制度及深入調查避稅天堂，亦要求正視氣候變化問題。2018年，數千名阿根廷示威者遊行，抗議總統接受IMF貸款，高舉「有尊嚴的工作」和「更好的工資」等口號。今年的大阪峰會，除了香港抗爭者爭取各國向中國表態施壓，大阪亦有市民游行，要求峰會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更有神戶市民到煤炭火力發電廠附近遊行，要求停用煤炭發電。爭取確實改變的路還很漫長，能同行的恐怕不是身居高位又綁手綁腳的國家元首，而是同受壓迫的各國人民。
參考資料：
[3] France,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elevator
[5] FY 2017 Japan’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Ratio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eleased
[6] The privatisation of our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national failure – it's time to take back control
[7] Argentine unions, workers stage rainy pushback against austerity 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