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爆發，除了揭露當時大學生及工人對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滿，也催生了各種外國媒體猜測「中國崩潰」的文章。可是，「崩潰」並沒有發生，中國產業其後的高速發展更出乎不少人預期，多少反映了我們對中國的認識貧乏。近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崩潰論」又再度回歸。一邊廂，官媒唱好中國經濟，另一邊廂則是各種宣傳中國內傷和危機的報道。究竟中國近年的發展如何？有甚麼值得留意的趨勢？當中需要處理的問題相當廣泛。這篇文章將對中國產業發展的近況略作整理。
1989年6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道〈China Erupts...The Reasons Why〉，提到八九民運背後的不滿並非只源於對民主的抽象渴求，還包括民眾對經濟狀況的失望，以及對改革開放帶來社會不平等和貪污的厭惡。
這篇文章其後筆鋒一轉，指民眾的不滿已經直接威脅政府統治。作者將毛澤東比喻為秦始皇，中共比作秦朝。透過援引秦朝在始皇帝死後4年即覆沒的典故，作者認為當下的問題是「共產黨會像秦朝一樣覆亡」，還是「會發展得更人性化（humane）和實事求是（practical）」。然而，歷史的發展卻是兩者皆非。
像紐約時報這類「中國崩潰」的文章在六四鎮壓後可謂盛極一時。一方面，西方再次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另一方面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90年代初垮台，很多人相信中國將會崩潰。可是，中國產業其後的高速發展卻出乎這些人的預期。這種現象多少反映了一個問題：我們對中國的認識貧乏，很多時候還因為對掌權者的憎惡而導致認知上的偏頗。以致對這個日益影響我們生活的國家相當陌生。
近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崩潰論」又再度回歸。一邊廂，官媒唱好中國經濟，另一邊廂則是各種宣傳中國內傷和危機的報道。究竟中國近年的發展如何？有甚麼值得留意的趨勢？當中需要處理的問題相當廣泛。這篇文章將對中國產業發展的近況略作整理。
世界工廠的現狀：工廠搬遷如何改變中國的面貌？
中國最廣為人知的產業特點，想必是「世界工廠」的稱號。八九年社會動盪過後，中國再次急推改革開放政策，直至2001年加入世貿，外資到沿海地區設廠的大門已經打開。以往，中國的外資大部分來自香港，但自90年代中後期，歐、美、日、台等地的外資便先後設廠生產成衣、玩具和各類電子產品。數年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商品生產基地，負責原材料的開採、加工和組裝，處於全球生產鏈上的中下游位置 [1]。
然而，2013年起，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出現了大規模的遷移潮。例如深圳IBM工廠宣佈將伺服器的業務轉售給聯想集團，引發數百名工人抗議要求賠償。又如2015年Uniqlo代工廠慶盛公司搬遷，觸發工人佔廠要求賠償及補繳社保。由2013至2018年間，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了401宗製造業遷廠抗議。考慮到沒有抗議發生及工人沒有將消息放到網上等因素，實際的遷廠規模相信更大。這一輪工廠遷移如何改變中國世界工廠的面貌呢？
事實上，工廠遷移的種種原因早在幾年前已埋下。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市場萎縮直接使中國1萬5千家中小企在九個月間倒閉，2009年更有2500萬農民工失業 [2]。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此發布了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及發展規劃綱要》，提到中國經濟的「產業層次總體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貿易結構不夠合理」，需要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發展世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同一時間，由於農民工工資及土地租金均上漲，產業結構轉型的同義詞，便是淘汰難以在競爭存活的老舊行業。
要確實地掌握整個工廠遷移潮的路徑應該相當困難，但我們可以歸納一些基本情況。首先，工廠遷移潮確實令中國加工貿易出口量有所減少。2017年中國加工貿易佔整體出口33.52%，相比高峰時期超過五成明顯下滑。這反映了部分規模較大、資本實力雄厚的大企業將生產線搬到生產成本更低廉的國家（例如富士康便把一部分生產線搬到印度）。
不過，在遷移的企業當中，不少公司其實只是將工廠搬到最低工資和地價水平更低的內陸省份，又或遷到省內經濟發展程度更低的城市。以電子通訊器材為例，河南省在2017年成為了出產量第二高的省份，生產約3億部手機，該省2008年的產量只有2萬2千。以往產量排第二、三的北京和天津，則早在2014年跌出頭三位，被重慶和河南取代。
值得留意的是，不少已遷移的產業，其產品的出口量仍然相當高。以製衣業為例，2014年中國衣物的出口量達到歷史新高。雖然隨後兩年下降多達一成，但出口量全球佔比仍然高企，佔2017年全球出口量34.7%，不計算第二位的歐盟的話，大大拋離孟加拉（6.5%）、越南（5.9%）和印度（4.1%）等國家 [3]。截至2018年，中國已興建了36個紡織產業轉移試驗園區，大多位於安徽、四川、湖北等內陸省分。它依然是各類時裝品牌的主要生產基地，Nike、Adidas、H&M和Uniqlo都在中國擁有超過100家服裝供應商。
由此可見，目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並未因為工廠遷移而明顯衰落，反而是不少工廠有遷入內陸和經濟水平更低的城市的趨勢，使低增值、工資水平低和污染問題相對較嚴重的產業在中國更為普遍。
2010年，中國加工貿易額佔出口總額開始下降。（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海關）
產業轉型的另一邊：高增值產業發展起來了嗎？
在低增值的工廠遷移和倒閉的同時，產業轉型的另一面是先進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早於第十一個五年計劃（2006-2010），中國政府便提出要「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堅持「自主創新」。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政府則列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分別為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科技、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期望透過這些產業的科技帶動經濟發展。
新興產業的發展確實是一日千里，難免令歐美國家感到威脅。以新能源而言，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裝機量冠絕全球，相關的本土企業亦出現爆發式增長。2001年，中國風力和太陽能裝機量都只有不足十億瓦，但到了2018年，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量已大增至約1843億瓦和約1745億瓦。相關企業方面，以往從事風力發電的主要是合資企業，本土企業只有17%，但到了2010年，本土企業已經佔市場份額90%，增幅驚人。[4]
新能源應該算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新興產業，但當中問題仍然不少。有一項研究指出，風力發電雖然得到廣泛鋪設，但該產業仍然是加工產業，只是將不同外國設計的進口元件組裝。風力發電的發展並非源於「自主創新」，而是受益於政府補貼 [5]。太陽能產業的情況亦類同，雖然中國在提取多晶硅、元件組裝和裝配太陽能板上都有長足發展，但外國企業千方百計不將相關儀器的生產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使這一環節的技術進展緩慢 [6]。
2018年8月，《科技日報》主編劉亞東便在一場演講中，指中國的高增值產業與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並批評一些跨大其詞的輿論將「誤國誤民」。由於這場演講的外界反應巨大，劉亞東之後還整理了35項中國「卡脖子技術」，當中包括近來因中美貿易戰而較多人關注的晶片和操作系統技術（中國在這方面的市場佔有率為0）。由此可見，中國在產業轉型的路上還要面對多重障礙。
第三產業發展：雙十一背後的社會變化
在工業以外，中國的整體產業結構在近年亦發生不少變化。除了第一產業的GDP佔比不斷下降外，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的GDP佔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該產業以批發零售、房地產、金融和交通運輸為主。到了2017年，第三產業GDP佔比達到51.6%，GDP增長拉動率（4.0%）亦超過第二產業（2.5%）。雖然中國第三產業的GDP佔比相較德國（61.4%）、日本（68.8%）、美國（76.7%）等仍有差距，但這方面的發展不容忽略。
即使是香港人也能感受到當中的變化：阿里巴巴零售業務的急速膨脹，不僅佔據了中國十分一的市場銷售額，更改變了社會對消費的習慣和觀念，「雙十一」這種憑空創造的消費狂熱，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都已見怪不怪。另一方面，電子零售平台的廣泛發展，也催生和發展了不同行業以及平台經濟。只要稍為查閱阿里巴巴集團投資的對象，便會發現這些平台經濟的範圍，由貨運物流、訂餐外賣、召車軟件到金融服務、保險等都包括在內。
當下，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處於高度競爭的狀態。新興企業為了搶佔市場份額，往往先斥鉅資在不同省市建立據點，同時還瘋狂燒錢發展新業務。以外賣行業為例，現時壟斷市場的是餓了麼和美團兩大集團，曾經參與競爭的百度外賣已經被餓了麼吞併。然而，由於兩大集團均不斷擴張業務，致多年來均沒有盈利。美團的招股書便透露，該集團2017年淨虧損為人民幣190億元，調整後淨虧損人民幣28億元。餓了麼CEO張旭豪則在去年表示「公司正在賺錢的路上」。
除了企業之間的競爭，平台經濟也加劇底層人民的內部競爭。許多中國的貨車司機便因為以「貨車幫」、「運滿滿」這類新出現的App協助找貨而互相競爭削價，令每單交易的收入比以往更低。《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訪問司機時發現，貨代為了提高利潤，一般會在App上給予較低的價格讓司機接單，如果沒有司機願意才慢慢調高價格，變相使每一張貨單都變成一場公開拍賣。
激烈的市場競爭也造成資源大量浪費和破壞。曾經被吹噓為「新四大發明」之一的共享單車行業，在2017年起便發生一連串大規模倒閉潮，連行內領頭企業ofo也在今年年初傳出裁員，被法院凍結資金，更爆出上千人到北京總部退押金的情況。這些企業倒閉後留下無人回收、閒置和丟失的單車，估計已經超過百萬輛。單單是廣州一地，2018年該市城管委便透露有30多萬廢棄的共享單車。本土資本無序地追逐利潤後又在幾年間倒閉的景象，相信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轉型中社會的變與不變
透過整理中國產業發展的一些基本情況，我們可以了解到：與其將中國理解成一個危機四伏即將崩潰的國家，理解中國為一個正在轉型中的國家可能更符合實情。自從加入世貿後，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外貿的依存度急升，因而隨著世界市場的波動而身受其害。但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將面對一些新的問題。
在沿海城市的工廠遷移潮中，工人一朝被解僱後驚覺企業從未為其繳納社保費用；新興外賣平台將工人當作自僱人士，工人為了跑單撞車卻沒有醫療保障，甚至要賠償對方損失；「雙十一」和共享單車等爆發式的市場行為，除了造成環境破壞，也是對社會勞動力的巨大耗損。在整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除了令企業家致富，勞苦大眾被犧牲的情況依然未有改變。
將中國置於轉型過程中加以考察，也令我們能夠分辨一些錯誤的見解。首先，將中國與美國等量齊觀便不乎事實。自從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媒體喜歡將兩個國家呈現成互相對等的對搏形象，但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中國實力仍與歐美國家有一段距離。除了上文提及過的「卡脖子技術」，中國本土發展的技術要被其他國家承認也相當有限。以技術專利來說，中國近年來申請的專利雖然每年有10%的增長，已經跟美、日、德等國相約，但專利被引用的次數頗低。重要專利引用率不高於10%，核心專利少於20%。另外，中國在醫療、制藥的技術也發展緩慢。
不過，鼓吹中國面臨崩潰危機也是誇大其詞。一些媒體喜歡將個別公司將生產線搬到外國的事件投射成整個國家的問題，明顯是見樹不見林。個別企業結業，當然會導致不少工人失業。工人得不到足額賠償，遭拖欠薪金和社保費而發起示威抗議，當然會被理解為社會問題。但既然中國正身處轉型的過程，這些工人也可以被新興行業吸納，投進整個產業轉型的潮流之中。何況，工廠遷移本身便是政府計劃的一部分，某意義下，甚至可以說這是政府想看到的局面（問題只是如何疏導不滿）。
面對中國產業的變化，更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方面是工人、農民等各個階層的處境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思考是否存在一種更好的發展方式。我們社會的發展，是否能夠以不犧牲大部分勞動者的利益為前提？社會發展的成果，又如何讓各人都能公平地享受？
注釋
[1] 一項研究顯示，2008年中國全球生產鏈工作的佔比為43.4%，高於第二位的印度（15.8%）接近3倍。詳情可參考每月評論文章〈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2] 溫鐵軍等著：《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211頁。
[3]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18_e/wts2018_e.pdf
[4] Lam, Long T., Lee Branstetter, and Inês ML Azevedo. "China's wind industry: Leading in deployment, lagging in innovation." Energy Policy 106 (2017): 588-599.
[5] Ohashi, Hideo. "China’s external economic policy in shifting development pattern." Public Policy Review 11.1 (2015): 141-173.
[6] Zhang, Fang, and Kelly Sims Gallaghe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China's PV industry." Energy Policy 94 (2016): 19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