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建華時代，以「開源節流」為名開始將公共服務外判，經過十多年，其惡果終於慢慢被公眾知曉。工會和學生團體與外判商及力推外判制度的公營部門惡鬥多年，亦累積相當經驗，能夠還擊。2017年底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並連帶多條公共屋邨清潔工待遇改善，開啟了改革外判制度的苗頭。因此在去年，惟工新聞聯同工友爭取合理待遇 你也做得到——以浸大學生的經驗為例一文，總結了浸會大學學生在2017年與外判清潔工和保安員追討遣散費的鬥爭的經驗，權充一篇超簡化的反外判說明書。
與此同時，惟工新聞亦注意到，反外判的風潮並不僅限於香港。近年英國，以非白皮膚英籍人為主的清潔工多次在公營部門、大學和私人企業成功反外判，轉為直接聘用。惟工新聞亦翻譯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消清潔外判 少數族裔工人成功爭取同等待遇這篇回顧文章，期望遠方的經驗足以成為本地抗爭的一些靈感。
然而隔著熒光幕只能看到抗爭的影像和報導，仍是隔了千山萬水，因此一直想與倫敦反外判的行動者交流。想不到就在香港遇到這個抗爭的一員。
Nickolas在香港讀中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期間加入學生組織「倫敦國王學院為清潔工討回公道」（King’s College London Justice For Cleaners，KCLJ4C），先後參與校內清潔工和教職員的工業行動。在2017年初，該校清潔外判商Servest以業務重組為由，醞釀裁員。就著外判商的惡劣待遇，以及外判工人無法享有直接聘用的員工享有的基本福利，工人和學生發起持續數月的行動，爭取取消外判制度。最後，校方承諾在新合約開始轉為直接聘用清潔工。
由於同樣是在學校，有學生大力介入，以反外判為主線，工學同行邀請了Nickolas與香港的工運朋友交流經驗，惟工新聞趁此機會作一記錄。以下為他的分享內容。
主講：Nickolas
記錄：惟工新聞
今天我想談談我參與這個運動的來龍去脈，討論外勞待遇、種族及階級政治。原因是倫敦很多外判清潔工都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外勞，他們受最刻薄的剝削。要制定有效的抗爭策略，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政治因素。接下來我會討論運動中主要的策略性決定，當中我覺得可以借鑒以及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這些經驗可帶給大家一些啟發。
首先談談運動背景。我來自KCLJ4C，2017年成立。2017年外判公司Servest的清潔工罷工，的確爭取到一些成果：外判商承諾加人手，而當有人請假，以前被逼頂兩人份工作，現時有額外工資。但為什麼我們仍堅持成立組織再將訴求升級？因為問題的根本沒有改變，他們仍是外判工。為什麼在大學工作，會比教職員和行政人員的待遇差那麼多？這不公平。
再者，他們都是移民，平時已經飽受歧視，到工作時仍受這樣的待遇，是促成我們這樣做的原因。工友說，「窮得養不起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人交了租就付不起上班的車費，要問自己的兒子借。
那麼KCL的外判制度怎樣出現？在2010年前，校內清潔工人都是直接聘用。當時大部份清潔工都是外勞，向校方提出訴求，要求有生活工資，大概比當時的最低工資時薪高2至3鎊，實際上就是8.8鎊對6.3鎊，相當於能否多養一個人的金額，其實是不少錢。當時很多大學承諾所有在校園工作的人都要有生活工資，而KCL亦答應了。怎知抗爭勝利兩星期後，校方將清潔服務全部外判，以逃避這個承諾。
很諷刺的是，這間學校的到處宣揚的願景是令世界變得更好，但典型地講一套做一套。連校內的剝削和不公都沒有處理，憑什麼說令世界變得美好？
除了工資低，校園清潔工的其他待遇同樣惡劣。本身工友的工作時間是早上6時做到晚上6時，扣除1小時吃飯時間，也要工作11小時。可是很多時候晚上6時最後一課落堂後，學生還有其他活動，那麼工友就要多留兩三小時。合約聲稱這些加班純屬自願，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工作時間長已經夠折磨人，工作量更是驚人。國王學院有3萬名學生，外判公司卻只聘用130名清潔工。同時管工對工友非常苛刻，工友因為人手不足、外判商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設備而導致過勞，甚至受工傷，卻被指責不小心，甚至因短暫失去工作能力而被解雇。比如有清潔醫院殮房的工友，因為外判商拒絕提供口罩、手套和保護衣物而患上牛皮癬，亦有工友曾在搬運清潔用具時不慎跌倒，被管工責罵。
不用說，各種待遇也能反映外判與直屬員工的待遇有多大分別。首先是工資。連在學生會工作的學生也能拿生活工資，但清潔工沒有。在2018年，每小時的工資差距是3鎊（31港元）。然後是退休金供款。直屬員工得到的供款為工資的17%-18%，然而外判商只按法定最低標準供1%。更惡劣的是病假安排。教職員病假超過兩日，才需要病假紙。然而外判清潔工生病少於4日都是無薪，跟香港一樣。
外判、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
退後一步看，為何這麼物質豐饒的社會，有一群人要被人剝削欺凌才足以糊口過活？對比學校擁有的資產和工人的處景，完全不成比例。剛才的短片說學校買了一棟受保護建築的大樓作為新校舍。老師說不知為什麼要買，猜測是作為向留學生的推銷的噱頭。我們學校的管理層的工資高於英國政府內閣。但他們說清潔工一定要外判，因為他們付不起直接聘用，而考慮改善清潔工權益時必須衡量經濟效益。
實際上其他大學都有這個情況，其他公司和政府機構都有，很不平等。因此我們切入外判這個議題，不能只針對國王學院，因為這不是一間學校，或管理層個人的決定，而是整個社會環境促成的。我們去反對外判制，不止是對學校提出要求。我們需要找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連結不同的人。
你可以用新自由主義或西歐整體向右轉形容。簡單來說還是將能私有化的公共服務都私有化，能以牟利模式管理的都如此管理。英國大部份學校都是公立學校，隨著大學私有化，不能賺錢的學校會被殺校。私有化後政府制定一個大學評分制度和名次，與學生教育成果無關，卻與學生的畢業收入水平有關。不賺錢的學校，以及教出不賺錢的學生的學校，就會被殺校。在這個情況下，最底層的清潔工就被開刀。因為他們好欺負，從他們身上「節省成本」最理所當然。
我的學校變成自負盈虧後做法非常離譜。為保持學校財政健康，學校資產部份用作投資，其投資組合包括化石燃料公司、私營監獄和移民拘留所，甚至軍火商。我們今年有一個新的運動，要求將學校去軍事化——因為我們投資的軍火商會跟以色列政府做生意(為以色列國防軍生產無人機、軍裝推土機及建造加沙圍牆)，直接造成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隔離。原來一間學校在省錢的旗號下，會做出這樣的事。
無處不在的國界
接下來我要談談，為什麼外勞的處境特別慘。先講少許歷史。2009年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清潔工要求所有在校內工作的員工都應享有生活工資。這是因為當時清潔工知道唇亡齒寒，所以要為所有人爭取；到頭來抗爭成功，也是清潔工努力的成果。當時已預期會被校方和建制報復，例如工友可能被取消某些福利。但實際上的打擊卻超乎想像，令一些外勞被遣返。那時學校跟外判商ISS約清潔工去開會，以為是訂立勞資協議，怎知去到會場，保安員鎖上會議室。四十名埋伏於防煙門後的海關人員便趁機撲出，在沒有搜查令下將所有清潔工鎖上手扣，查工作證和移民身份，看他們是否「合法工作」。即使英國沒有隨身帶身份證的規定，但當時查到沒有工作證的工友，就全部送去移民拘留中心，最後遣返了9個人，當中一個當時懷孕。
之所以要說這件事，是要指出今日英國對移民非常刻薄。亞非學院做出這件事意義重大。最初它的成立是訓練一些去殖民地做官的人，在1960年代變節，成為以反殖、反帝國主義思想聞名的學府。怎知竟然會這樣連同國家機關報復一些組織工會、爭取社會公義的清潔工。而清潔工的非本地人、非白人身份，亦指出我們分析他們的處境時，不但不能只看一間學校，也不能只知是工人被剝削，還要考慮種族的問題，全盤去看。
進一步說，國界其實不止是物理的存在，其實到處都是國界。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是一個對非我族裔的檢查站。
在住屋方面，被逼遷的總是移民，許多業主亦會以懷疑你是非法移民為由拒絕有色人種的租戶。政府管理的公共房屋亦越來越少，甚至連安全也成疑問。在2017年，全英國最有錢地段車路士（沒錯，就是著名英超球隊的主場），有一棟24層的陳舊公屋（Grenfell Tower）起火，74人死亡。事後發現起火原因是管理處為了「改善外觀」而在建築物外牆貼上一層易燃包裝。住在Grenfell Tower的是誰？不就是有色人種和新移民嗎？
在公共服務方面，公立醫院亦成為海關檢查站。去看病登記要檢查身份證，檢查是否非法移民。大學一樣，上課會點名，連續三堂缺席會發警告信，再兩堂缺席，就上報校方，校方有權剔除學席，否則那名講師會被罰款甚至解僱。對於留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限制。
國家機器方面都是典型例子，警察針對移民，不用多說。而被拘留的移民一旦被遣返，理論上還可以上訴。但目前的做法是未審先判：先遣返，再上訴。但說真的，已經遣返回國的話，大部份人實際上已經無力上訴——即使事實上有一半被遣返的人並非非法移民。
因此資深的清潔工組織者總會強調，最大的困難是搞組織會被遣返，會被資方放進黑名單，通知全行。在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怎樣才可以爭取到？團結吧！誰不知道？但怎樣才算真正的團結，我待會會形容怎樣才是有效的支持，有用的團結。
那時2018年初有個突破。驚人地巧合，當時英國教職員因為退休金制度改革，令每人的退休金平均被削減20至25萬鎊（207至259萬港元），而發動罷工。我也有參加那場運動，慢慢認識其他人。由於同時我身處清潔工的抗爭，因此成為一個較好的橋樑連結兩場運動。當時罷工的老師目光不太狹窄，不止看退休金，還知道這是隨著大學市場化產生的結果。減少退休金，學校在會計角度上財政較健康，學校就可借更多錢。亦因此我有了機會跟他們說，高等教育私有化也影響清潔工，也令學生的學費較高，影響清潔工，亦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條件。幸運地這場工潮連結了很多學生和老師支持這個運動——在此之前，清潔工受的注意力很低——但到頭來還是一半好一半壞的影響。
運動成功的因素
我總結了幾點為什麼運動會成功。
一. 勞資角力要靠硬實力。面對壓迫者，不能求他妥協，不能等他良心發現。因此要力量，每一步決策都要思考如何鞏固已有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力量，以免示威變示弱。有勢的時候就不要放軟——那是教職員工潮發生的事。
那麼要怎樣做？工人運動最重要的武器始終是罷工，因為暫停生產是工人最大的籌碼。增加硬實力就是找辦法促成罷工，然後想辦法支援這個行動。
促成罷工方面，先講一些法律。在30至40年前，戴卓爾夫人上任後改了法例。罷工的表決，之前是出席會議者當中超過50%贊成就可罷工。1985年煤礦工人全國罷工一年多，保守黨除了出動警察，還改了法律，削弱工人力量，將罷工投票門檻提高，而在卡梅倫執政時期再提高為工會全體成員的85%。這是最重要的。提升硬實力就是做宣傳，部份是對工友說要相信罷工會達到一些事，有力量，不要怕。相輔相成的是團結起來讓大家看到。
二. 是工人運動工人主導。這是對我以及在座的組織者需要平衡的。有時你要介入運動就像空降，但不能喧賓奪主。運動是工人的運動，不能指導。有時他們覺得你來參與有自己的目的，例如增加自己的本錢。事實上的確有那樣的人。有一個人參與幾場工潮後去參選學生聯會。工友覺得你想攞彩就不信任。要讓工友知道這是工友的運動，你的角色是支援。
連結方面，我們盡力讓組織運動的學生可以與工人打成一片。會議不是宣布什麼，而是要商討怎樣參與。工友寫自己的訴求，知道這是自己的運動。好像很功利很實際，但我想說的是不要由上而下主宰工人要做什麼。我們在大學迎新日也請了工友來，跟新生談。畢業禮也一樣，吸引眼球。這些實際作用不一定很大，但要保溫。不是說明天有遊行就會一呼百應的。在行動之間也要持續有事發生。
又例如，當學校的「多元包容委員會」開會（不用說，是一件造作的事），我們就去抗議，發言要求取消外判制，還清潔工公道。因為是學校正式活動，這個行動有些迴響。校長也寫了信給所有參加者，大意只是說「知道了」。
我們亦舉辦了團結早餐，早上6時在校門放桌椅和食物，目的是連結學生和工人，打破隔膜。在同一個校園，學生和工人其實很少交流。我們要營造一個機會讓學生同情、理解工友的處境。通常有張枱有食物，就會有人來。十人過來八人走，一人聽完走，一人留下來聯署，也是成果。
勝利之後
勝利的時候以為很厲害，現在又有反撲。當時學校稱會廢除外判，全部直接聘用，那麼我們的角色就不同了，是要監督廢除外判的過程是否妥當，包括是否有生活工資。
剛才提到國王學院有5個校園，當時以為外判給同一個外判商，全都是2019年2月完，但原來有些別的外判商2024年才完合約。這當然不行，我們去抗議，校方就說只是就Servest外判商的協議。我們就跟工會UNISON談，怎知他們取態保守，他們說不要再激進，怕已有的成果都會輸。這是不合理的，搞了一年多，士氣如虹，怎可以退縮？到現在工會仍不跟我們聯絡，不幫所有工人。到現在仍未解決。
Nickolas分享過後，現場多名聽眾發問，以下為部份問答內容。
問：學生參與，大都是抱著行動者的心態，但對象大概從未經歷組織生活，什麼人都有——說工學同行，怎樣發揮到融合——工友很多時候都依賴組織者，主體性低/依賴性強，有沒有想像過怎樣在鬥爭期間建立他們的主體性，繼續與校方周旋？
答：這好像是問學生怎樣不做危機，而要做到讓工人可以自己組織的問題。首先要說，對象大概從未經歷組織生活是很大的誤解：英國工人的階級意識較香港強多了，尤其是清潔工。因為他們的身份，每日無可避免面對不平等，他們知道這是不公，要走在一起。在工作地點聚在一起，不就是外勞搞的工運嗎？怎樣拓展？我們開始做的是反外判，現在我們做的是幫零散工（precarious），清潔工、保安、deliveroo連結我們組織過的清潔工。英國獨立工人工會（Independent Workers' Union of Great Britain，IWGB）跟全世界聯合起來的聲音（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UVW）都是外勞及零散工人自行組織的工會，比傳統工會優勝很多的是沒有奇怪地保守的官僚組織，如UNISON在形勢大好的時候叫工人不要罷工，和UCU在教職員工潮時背著工人與校方簽協議。他們不是工人，生活物質條件跟談判的管理層相似，取態自然保守。IWGB跟UVW都是工人自發、工人參與度高，我們說服了國王學院的清潔工不做UNISON會員，變成IWGB的成員。我今日在香港做不到，但我的戰友還在努力幫他們自立。我們的角色是在危機處理後鼓勵他們參與。
接下來是教職員工潮，他們其中一個抗議的模式是在校門口做免費教育——有份組織的教職員很清楚，運動的目的是抵制市場化，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免費教育，當中沒有師生高低之分，也有請我們去分享為什麼我們要去抗爭。
再回去談工人運動工人主導。很多做事的人都是學生，原因是工友上班時間很長。但雖然大多數參加的都是留學生，是移民，但我們也必定會拉清潔工來講他們的經歷，同時讓在場的師生知道，我們不是空談，是有真實的人在經歷真實的事，提升我們的認受性。
有個直接行動，我們佔領了校監辦公室兩週，我的論文大部份時間在那裡完成。他們說不構成非法禁錮，但事實上他們鎖了門和窗。鎖門之前我出去了，買東西給他們吃。最後找到一個較好的保安員協助帶食物進去。這是佔領期間學生的公開信，抗議學校不人道對待。因為學校請一批新的保安員趕我們，甚至動手。
清潔工真的手停口停。教職員罷工14日，而且是分散罷工，癱瘓了英國92%的高等教育。但清潔工不可能，因此我們要想辦法給力量這個運動。佔領是其中一個方法。
問：想多了解運動當中的角力，有沒有幾個關鍵時刻可以分享？在運動當中教職員參與了什麼？
答：剛才提到工會主動選擇不與剩下來的工友爭取是其中之一。有什麼轉折點？說不上有，就是情況越來越差。一直都是整批組織起來的工友炒掉，勞動條件越來越差等。經常看到的是工會取態很保守，看似有希望卻退縮。以前工友不能直接與大學談判，因為他們的老闆是外判。在2017年IWGB打了一場官司，以後有什麼勞資糾紛，可以直接跟最大的僱主談判。當時國王學院承認了UNISON是工人代表，願意跟工人談判。客觀形勢好，然後工會叫工人不要罷工。可能這不是你預期的答案。另一個可能的就是教職員罷工，令議題不再是單一議題，而是整個教育界在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之下的惡果之一。
至於教職員的角色比較間接，他們人數遠超清潔工（只有130個清潔工，但一個學系可以有數十個老師），所以教職員的角色是運動突然多了很多人，但沒有什麼老師主動協助。例如佔領校監室的時候有發電郵給老師求救。之前他們罷工有緊急行動，我們馬上撲去幫忙——那時他們罷工5至6日，突然教職員工會UCU背著老師與管理層達成協議，將減退休金暫緩一年，成員紛紛不滿，深知來年不可能再有這麼大的行動——當時幾百人聚在教職員工會大樓前面，氣氛高漲，我心血來潮演說，跟老師說，不是大家出來吵一次就完，我都是學生，以後可能進學術圈，所以大家唇亡齒寒，跟保安員、清潔工一樣面對大學削資的壓逼。但我們被打壓時，沒有一人回覆我們。
問：那時我也在英國讀書，考試制度是一試定生死。也有些人覺得被教職員罷工阻礙上課。可以做的只是有空去聽罷工教授的公開講課。學生的基礎怎樣營造？
答：我們幾乎連續三個月在校門搞小行動，向經過的學生派傳單，很多人愛理不理，有些人就同情但要上課。當時有件小事。教職員罷工，有些學生堅持要進去課室，然後老師按章工作。有些組織者惡言相向，我覺得沒用，便草擬了一個電郵，讓學生發給自己的老師，請他支持其他教職員的罷工。因為你很難要求學生不上課，但可以要求老師罷工。為什麼會做到？有一件怪事，那時有兩個學生組織，我們(KCLJ4C)，跟一個叫Refund（回水）的組織，說我們給了學費，罷工就賠錢吧！學校就乾脆扣老師工資。其實我認識Refund那個人（就是透過參與學運撈了資本去上位的那個人），我一開始就跟他說不行，因為你已經接受學生是消費者，教育是商品的邏輯。他說不行，因為已經出了facebook page，撤回就選不上。慢慢那個組織就變成學生反對罷工(Students against strikes)。當時我們很氣憤，反而變成一件好事，因為很多學生一方面同情清潔工，另一方面付了學費，很掙扎。可能我們的組織有些人太惡，很難說服他們。但有一日如常在封鎖線，那個反對罷工的組織做了一個反對我們的行動，到頭來幫了我們。他們很多論點我們覺得錯得離譜，但很多學生也同意——雖然也有些人會同意高層高工資是不公平。但我們馬上拿大聲公反擊，學生報也報導了，開始多人明白我們的觀點，多些學生加入我們。
考試方面，老師說如果繼續罷工，學生不用考試。因此很多人加入支持。那件事差點就發生了，因為考試不是校內老師改的，而是獨立評卷員負責改，否則不公平。那些人就教職員罷工事宜集體辭職。但對我沒幫助，因為我不用考試，只需寫三篇文。這是一個巧合，教職員工潮也是一個巧合，是好事，但不好的是靠巧合才做得了。我們沒有人有能力和視野創造機會。如果不是幸運，今日可能就無法來分享。
問：談談你參與抗爭的感受。
答：很鼓舞的是，只有組織者感受到無力感。工友全程很高漲，有時反過來鼓勵我們。「我們搞了這麼久，可以的，繼續下去！」有句話說出來可能會被罵，「一將功成萬骨枯」，就算這次不行，總有下次。更實際的是，可能覺得不斷爭取都沒有成果，但其實不爭取可能會更差。有時不需要成功爭取。保護已有的權益也是成功。
無力感當然有。我們幾個都是左膠，都是外國留學生，某程度上是空降，幫外勞爭取權益，控訴移民政策荒謬，對我們來說是很貼身的問題，因此覺得爭取很重要，不是課外活動，而是很貼身的。很長時間我都停留在不斷被擊敗，繼續做吧，有些麻木。有時有人過來鼓勵，黏一些比較有能量的人。有些時候不知點算，不知自己在運動的角色是什麼，應該寫文？應該拿大聲公在街站呼籲？有時真的不清楚，做完都覺得是假的。我在中段才加入，我覺得不要封閉自己，抑鬱就跟別人說，跟參與運動長久的人談。有個UNISON的西班牙人已退休，入了籍，經常鼓勵我。不知怎樣捱過的。
技術方面，我從未出過橋，一直都是工具人。我會做的就是寫文，演說，談話。什麼團結早餐，衝入會議發言，都不是我想出來的。但一定要試，不要怕。有些人會報以奇怪目光，但可以做。當然不是在弱勢的時候做，以免變成負面形象，令別人看不到我們的重點。
問：學生有冇被報復？
答：有些人有，最嚴重的在亞非學院，佔領期間學校找新保安挑釁，想學生動手打人，抹黑運動。有兩名保安員開鎖，其他人衝出去想自由進出，發生衝突。保安衝突期間性侵犯女學生，有個學生推開他，他們推撞，學校有藉口說他襲擊，然後遣返，正在上訴。
有次有個關於以巴衝突的講座，兩名講者都是偏向以色列，極右、恐同。有些人想阻止這個活動，那個想選學生聯會的人衝進去拿大聲公抗議，怎知另一間大學的黑布蒙頭稱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人（之所以如此稱呼，其實是想抹黑）進場打人。學校就有藉口說我們搞事，以後就無法book場。沒有會室沒問題，我們就在學校門口開會，其實是逼不得已。我們整天被抹黑，校監每月有封公開信，連續幾個月沒有指名道姓批評我們。
後記
倫敦學生在反外判的戰役勝利固然令人鼓舞，但在距離讀者不遠的地方，學生想推動社會進步，面對著極大的困難。
在中國，數十名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注工人權益的學生，因為聲援深圳佳士廠工人組織工會的抗爭而被捕，有些人在囚至今，或下落不明。目前已知有人被退學。他們在學校成立的組織被勒令解散或改組。
在香港，過去短短一年，浸會大學以停學報復反普通話課程學生；理工大學禁止「理事亭」使用校園設施；嶺南大學稱「嶺南勞工關注組」為「非法學生組織」並阻止工友參加活動；浸會大學草擬《辱校罪》打壓學生言論；理工大學以強制勞動、停學和開除學籍報復反對取消民主牆的學生。
威權政府要維穩，必先從控制下一代著手。然而回看歷史就可知道，學生能否擺脫這樣的壓制，靠的不是社會上有人「撐學生」，而在於學生能否走出既有的位置，發現工人的現在就是自己的未來，然後與工人一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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